主题：[原创]明清时期封建王权的加强与民主政治的萌芽

宋代思想文化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新儒学——道学的出现。但道学的出现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之后，它并没能够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相反，它成了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专制文化的统治工具。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延缓了中国社会封建制度的时间，阻碍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其中的对错，恐还不完全在道学本身，而在道学所服务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学被统治者越来越神话，也被越来越僵化。而道学内部对道学的反思也在不断发展，官方的道学和学术上的道学最终分道扬镳。随着西方思想的不断输入，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其彻底从文化专制上颠覆下来。

一、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与封建社会的衰亡

元朝是蒙古贵族依靠铁蹄踏入中原建立起来的。北方相对落后的游牧文化与中原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在对抗的过程中又不断走向调和，用夏变夷思想逐渐得到统治者的认识，儒家道学被确立为官学。这为后来道学统治明清之思想领域奠定了基础。但元朝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统治九十年不到，元政权就被推翻了。取代它的是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建立起来的明政权。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位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极端的帝王，他对一切问题的思考都是紧紧围绕着专制君主及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根中轴线。[1]他作了皇帝之后，为了其子孙安稳地继承皇位和朱家万年基业，有计划地大批屠杀文武功臣，甚至其弟兄和侄儿。他废除相制、集中皇权，建立内阁，进行了一系列的专制举措。在洪武二十八年的手令中，他说：“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在文化上，朱元璋又大兴文字狱，一字不合，即予杀戮，为其一家一姓之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2]朱元璋十分反感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鲒埼亭集·辨钱尚书争孟子事》）下令编《孟子节文》，对其中有不利君主专制处，尽行删除。并规定凡所删之处，“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南雍志·卷十八》）虽没有效仿秦始皇将《孟子》焚之，但此令一出，天下读书人只读《孟子节义》，而不知《孟子》。同时，朱元璋还设立了八股取士制度，考试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还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牢牢地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1]八股取士后来又被清朝沿袭，从而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走向了反动。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一六》）八股取士制度奴化、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沦，他们被囚禁在程朱注疏、八股章句的枷锁中，颤栗在文字狱和科场案的屠刀下，挣扎攀爬在从童生、秀才到举人、进士的层层阶梯上，根本丧失了唐宋以前知识分子阶层的魄力和自主精神。[2]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继位，进行“削藩”。引发“靖难之役”，皇位被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夺去。朱棣即位后马上进行大屠杀，清宫三日，内廷诸宫人、女官及内官多杀死。又诛齐泰、黄子澄等文臣二十九人，灭其族众，甚至藉其乡里，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朱棣即位，设立锦衣卫和宦官东厂，作为皇帝耳目，以作监视和惩罚文武大臣的专政工具。但这些又埋下了英宗时候宦官专权的祸根，造成“土木之变”，又引发后来的“夺门之变”。[3]一系列变乱的结果使礼治崩坏，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官府坏于吏胥，地方坏于乡绅，兵不教练而肆抢掠，将无学术而务欺诈，贪鄙奢淫者相望于社会，而所谓清流名士者，亦惟是树党相攻，各立门户，至亡国而不已。”[4]朱明王朝最终没能逃避灭亡的命运。

1644年清军进占北京，标志着满清政权统治全国的序幕拉开。满清政权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教训，一方面重用汉官，尊崇儒学，逐渐从思想上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强化君主的一人专制制度，将君主专政思想进一步绝对化。

入关之前，皇太极已实行利用和团结汉族官僚、知识分子的笼络政策。入关以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贵族沿袭明代的统治制度，任用汉族地主官僚，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建立联合政权。并为汉族知识分子大开仕进之门，开设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科举考试，吸引大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定程上消弥了来自汉族旧官僚、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加强了满清政权的统治力量。[1]

清初皇帝，在政绩和名望方面多排抑臣下，视臣下如奴才。康熙皇帝玄烨热衷习儒，在他对汉文化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更是从理论上抛弃儒家思想中一些对君王制衡的思想，将君王至尊无二的地位强调到绝对化程度。如他说：“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二》）甚至说“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大义觉迷录·卷二》）发以前君王所未敢发，将以往提倡向君主进忠言、作诤臣、补弊纠偏之说统统抛弃，只留下赤裸裸的一人专制。雍正、乾隆承袭康熙思想，并进一步发挥。如乾隆力斥程颐“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论点，认为：“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九》）

满清政权至康熙王朝，已进入其强盛时期，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也越来越强化。明末时期，东林、复社关心国事，针贬时弊。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儒人学士砥砺风节，参与结社，始终拒绝与满清政权合作。更主要的是他们纷纷主张明道救世，在理论上要求调整君权、改革体制，形成一股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潮，严重威胁着满清君主专制政治。鉴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他们不准书生辈对历来帝王说短论长。如康熙发令说：“朕披览史册，于前代帝王每加留意。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责，论列短长，全无公是公非。”（《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二》）前代的既不让说，本朝的就更不让说了。因此，对大臣和士子结朋为党作为整顿政治的首要问题之一。[2]康熙说：“明末朋党纷争，在庭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唯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之者，知其必亡。”（《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雍正也撰成《御制朋党论》一篇，并说“今之好为朋党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限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矣。”（《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二》）乾隆则说：“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家破亡。”（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八》）与此相应，则是三朝大兴文字狱，穷追索而广株连。而且，乾隆亲自主持编辑各种书籍，对封建思想进行清理，成《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其本人也以承接孔子之后的思想教主自居，试图将政治权力和思想文化的权威都集中到皇权之中。

满清政府的这些措施，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士子们皓首穷经，匍匐在八股科举的阶梯下，或是躲进考据文字的方格里，再不敢谈论思想政治的话题。如此，满清王朝越来越夜郎自大，越来越闭关锁国。结果换来的是洋枪洋炮下的屈辱卖国和西方思想招引下国人更加激烈的反抗，换来的是满清王朝的灭亡。这也是封建君王专制制度的必然下场吧。

二、儒家内部对道学的反思与发展

随着元明时期朱熹理学的官学化，朱熹的学说变成了僵化的为君王专制服务的工具。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在朱熹以理为主的道学之外，别开面目，发展道学中心学一派。只是当时的影响力还不能和朱熹一派完全相抗衡。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以及由于朱学的僵化而造成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弊端，王守仁发展完善了心学一派。心学与理学在倡圣人之学的目的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逻辑与入手。王守仁哲学逻辑结构的根本核心观念是强调“道心”与“人心”、“知”与“行”、“心”与“理”、“形而上”与“形而下”等范畴的融合、合一。他把本来从具体的、现实的、感性中超越出来的抽象的、先在的、理性的“理”、“太极”、“道”等形而上本体，与具体的、现实的、感性的相合一，以化解朱熹哲学结构的破绽和矛盾。[1]就过程来说，理学的入手处是“即物穷理”，心学的入手处是“致良知”。与理学由“穷物理”转入“穷人理”相比，心学专讲“穷人理”，所以显得更直接。[2]

阳明之学最有益于世道者，即在主张“知行合一”一语。[3]知行关系的研究，从《尚书》的“知之非艰，行之惟难”开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毛泽东，一直没有中断过。因为它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和伦理学、人性论关系密切，往往主要是讨论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问题。[4]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有行在，行有知在；知才行得是，行才知得真。这些论述，在一些问题上触及了真正的知行问题。更重要的，他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的。北宋中期学术上的辨争最后变成了政治上的争斗。“知先行后”说有利于摆脱政治权力的干预，使学术上的思想道德理论独立建构。但它作为一个认识论的命题，将知与行截然分开，其弊有学术日昌，人心日坏之象。而在道学被官学化之后，更是禁锢思想，不自觉地为加强封建专制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知行合一”说的提出，对于官风、民风、学风都有痛下针砭的作用，客观上具有反对崇拜旧权威、旧教条的作用，凸显个性主体精神，解放思想禁锢的积极价值，对后人影响颇大。

如果说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那么清初王夫之则是用一种近乎辨证唯物的观点对他们进行了反刍与重构，成为后期道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全部道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注意到了事物的发展和运动，也能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历史。在他的自然观中，驳斥了道学中程朱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在他的认识论中，驳斥了道学中陆王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1]而又融合两家之长，构筑了以张载为“正学”的气本论哲学形态，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承认人欲的存在，并将人欲与天理结合起来。在许多方面纠正了以往哲学思想的错误或漏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中对哲学形上学以及认知等问题在理论思维上作了合理的解决，并根据当时的理论思维水平和社会、自然知识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总结以往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把人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哲学思想和著作，被封禁了一二百年的时间，直到清末才被刻板印行，并在当时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政治哲学方面，他也总结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如“公天下”之论，如对暴政和独尊以及法制之弊等提出的激烈批判和积极倡导通变和改制等。但他主要是旧时代的总结者，对当时现实的斗争并没有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与他同时代的另一大哲学家黄宗羲才是新时代先驱。[2]

三、旧文化的终结与新思想的产生

如果说王夫之主要是在哲学层面上对道学进行总结的话，黄宗羲则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对君主制度进行了重新建构。（当然，他在总结道学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在哲学史上就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宗羲痛感宋儒把“君臣之义”视为天理的伦常观，铸成君主专制，误国害民。著《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在理论上建构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思想命题。并以天下为公、一人为私为价值尺度，对皇帝制度下的帝王意识、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进行了再认识。认为“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术：事功本之心术者，所谓‘由仁义行’王道也；只从迹上模仿，虽件件是王者之事，所谓‘行仁义’者，霸道也。”（《孟子师说·卷一》）他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而不是保护皇帝一人私利的有别于传统君主制的社会。认为帝王是“天下之大害”，皇帝制度“以天下而养一人”（《孟子师说·卷六》），造成了君民之间相互对立、仇视的关系。同时，“君骄臣谄，习而成故，大略视臣如犬马，视君如国人者，居其七八。”（《孟子师说·卷四》）这种君臣的奴仆关系也影响到了臣对民的态度。在这种失去监控的皇帝制度下，当皇帝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行“非法之法”，导致天下大乱。而且，这种极端集中的、至高无上的皇帝特权，还引来的是围绕最高权力的厮杀和征战，涂炭天下民众。缘于此，他认为“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臣非为君而设，当与君分治天下。恢复宰相制度，由宰相、公卿、谏官与天子共议大事。同时，为了调整朝廷与民众、特别是士大夫的关系，强化舆论的制约，黄宗羲又提出了完善和加强学校职能，把学校作为评议朝廷，制造舆论的重要场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1]比较好地解决了由孔子以来儒家一直没能解决的封闭环问题。

黄宗羲所设想的政治制度有三大支柱，一个是君，一个是相，一个是学校。这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中的君主立宪制的一个雏形。[2]再结合他的“工商皆本”等思想，在他的学说中，闪耀着资本主义制度萌芽的光辉，昭示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的到来。但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黄宗羲并没能够看得到。在满清专制文化与专制政权的高压下，他所代表的思潮长期处于沉寂之中。

在文化专制的沉寂之下，内部矛盾更加激化，朝廷更加腐败，外部形势更加危急。嘉庆末年，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将开始。反映在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领域，则是乾嘉汉学的衰落和匡时救世思潮的泛起。一大批士大夫面向现实，非议时政，激烈地抨击社会黑暗，鼓吹变革政治。

龚自珍是对封建末世种种弊端予以抨击，力主改革，开近代议论时政、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之风气者。他将所处的时代明确定位于衰世，并指出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帝王奉行“一夫为刚，万夫为柔”、“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耻”的制度和政策。龚自珍也提出了一套治衰救亡的政治改革方案。但他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来提改革的，他的改革只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改良，并没能够提出新的思想，在西学东渐已现端倪的情况下，要想推行他的这种改良思想，也是不现实的。但他在思想解放方面，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源、林则徐等，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对中国近代思想领域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廷政权受到巨创，渐有改革政法之意。首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及同文馆。于是又有了康有为等上书变法事，由光绪诏定国是，废八股取士旧制，谕立学堂，译新书，愤然欲大革积弊。[1]但他们这种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变法，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而是为了实现孔子的教义。他们打着君主立宪的旗帜，但对君主立宪并不了解，行的仍是君主专制政治之实，只不过是在一定意义上，调和君臣的关系罢了。即便如此，因其触及了封建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利益，只进行了三个多月，就被慈禧废止，维新者要么被杀头，要么逃窜海外。

维新变法又一次证明，仅靠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本身进行变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行的。但历史的发展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严复等一大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大力推介下，西方文化之精义逐渐被人们了解。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立宪政治得到广泛的认同，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王朝终于被推翻。特别是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通过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潮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而紧接着的新文化运动，更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姿态，奏响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篇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