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是一个以宫廷文学为主流的文学时代,帝王与文人和文学的关系相当密切。唐太宗、武则天、唐中宗等帝王不仅对文学相当爱好和重视,而且他们自身也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与他们几位相比,唐高宗算得上是初唐时期文学修养最差、对文学最缺乏兴趣的帝王之一。他的诗现仅存九首,比太宗和武则天少得多。而从其现存 
的几首诗来看,水平都比较低。比如他写过一首《九月九日》,这类题目通常应该由深秋景象写到思远怀人,追求意境的清悠深远。而他的这首诗前半部分写清幽的秋景,后半部分则转写扈从侍卫的盛大威严,显得很不协调。这足以见出他对诗歌创作传统缺乏基本的了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太宗等帝王在位期间,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并不高,文学的发展比较缓慢,而高宗在位期间,无论是宫廷文学还是宫廷以外的文学,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出现了上官仪和“初唐四杰”等具有开拓性的重要作家,形成了初唐文学的一个高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同唐高宗本人也有一定的直接关系。 

　　贞观时期,唐太宗是宫廷文坛的核心和领袖。但是,太宗出身行武,早年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他一生的理想和建树主要是在政治方面。所以,尽管他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却并不真正懂得和了解文学,当然也就不可能创作出上乘的作品来。闻一多先生说:“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是一种文辞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唐诗杂论·类书与诗》)这番话讲得是很深刻的。另一方面,太宗又是一位极具权威且自视甚高的皇帝,由他来亲自主持和领导宫廷诗歌的唱和,则参与唱和的臣子们当然不敢尽情展现和发挥自己的水平。所以贞观时期的君臣唱和表面上看虽然很热闹,而实际的创作水平却实在无足称道。高宗即位以后,由于他对文学缺乏兴趣和热情,自然也就不可能像太宗那样身边围绕着一大群文人,经常在一起优游唱和了。于是,贞观时期热闹一时的君臣唱和的景象到高宗时不复存在了。没有了皇帝的积极参与,宫廷诗的创作中心自然也就要发生转移。上官仪、许敬宗等政治地位比较高的文人自然就代替高宗成为这个时期的宫廷文坛的领导者。上官仪、许敬宗等都是文学造诣相当高的诗人,由他们来领导宫廷文坛,宫廷诗的创作很快就出现了新局面。《旧唐书·上官仪传》:“(仪)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号‘上官体’。”尽管“上官体”因其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饱受后来诗人的批评,但比起贞观时期那种形同类书的粗糙作品,其艺术上的精美程度明显要高得多;而它在声律对仗方面的尝试和探索,使初唐诗歌开始向格律化的方向迈进,为近体诗的发展和定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进步的因素都是我们不应否认的。 

　　《旧唐书·高宗纪上》说高宗“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意思是说他从小就很聪明,性格稳重谨慎,为人宽厚仁爱、孝顺友悌。无论是从正史还是史料笔记当中,都能看出他为人尚实、稳重、端方,具有典型的儒学政教型人格特征。而当时的新进文士则具有薄德无行的群体特征“四杰”就是如此,史载王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杨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均见其《旧唐书》本传)。以高宗那种“岐嶷端审,宽仁孝友”的品格和为人,对那些薄德无行的新进文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印象。如龙朔元年,高宗诸子在一起斗鸡,时在沛王李贤府任修撰的王勃写了一篇《檄周王鸡文》,高宗看了之后大怒说:“此交构之渐也。”下令将王勃赶出沛王府。(《通鉴》卷二百)永隆元年,太子李贤以谋反罪遭废黜,在搜查太子宫府时,发现了太子洗马刘讷言编撰的献给李贤取乐的《俳偕集》,高宗得知此事后非常恼怒,说:“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遂将刘讷言流放于振州。(《通鉴》卷二零二)有一次高宗在洛阳召集僧人静泰和时为道士的蜀郡文人李荣进行辩论,李荣词屈。第二天,高宗让人责问李荣为什么过去在长安和僧人辩论时言辞犀利,而这一次却表现如此之差。李荣情急之下回答说,如果我不这样做,陛下一定不高兴。高宗听了非常生气,责令李荣回梓州老家,不准他再留在洛阳。(《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咸亨间,一位叫员半千的下层文人,向高宗上书求官,自称文才天下第一,高宗览书之后,对他不予理睬。(《旧唐书·员半千传》)从这些事例中可以明显看出高宗对那些品行浮薄的新进文士非常反感。而一旦做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他们没了好感,朝廷的大臣们自然不敢举荐他们,所以,不管他们的文名有多大,也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地干谒求进,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高宗虽然性格懦弱,但并不昏愦。他从贞观十七年被立为太子之后,太宗对他进行了极为严格和精心的储君教育,这不仅培养了他沉稳端方的品格,也大大提高他治国理政的能力。即位之后,他基本上能够按照太宗《帝范》中的要求来治国。对于高宗的政治才干,历代史家一向很少给予正面评价,但只要把他和中宗、睿宗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高宗是远远胜于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用人一般来说更注重实际才能,对只有文名而无实际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才能的文人一般不会予以重用。高宗时期,最受亲遇的文人莫过于薛元超。据《旧唐书·薛元超传》载,薛元超多次上书高宗讨论国家大事,高宗都欣然接受。有一次高宗对他说,有你在中书省,中书省就用不着那么多的人了。永隆二年,高宗巡幸东都,让元超辅佐太子监国,临行前高宗对他说:“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尔。”可见,高宗之重用薛元超,主要是看重薛的政治才干而非文学才华。前面提到的那个员半千,上书高宗求官未果,后来又应岳牧举试,高宗在亲自策试他们时,发现他确有独到见解和实际才干,态度立即发生转变。员氏这次不仅对策及第,并被擢拜为左卫渭上参军,充任宣慰吐蕃使。(《大唐新语》卷四)可见,重实际才干而轻文学才能,是高宗用人的主要倾向。他的这种人才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唯以文学知名的文人难有好的政治前途。由于仕进无门,他们无法在长安和宫廷立足,为了生计和前途,只得辗转来到外地,或游历、或从军、或入幕,人生经历、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乎他们的创作也就从宫廷转向市井,由台阁转到江山塞漠,感情真实了、思想健康了、格调矫健了,宫廷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文学创作呈现出新的气象和面貌,已经徘徊了近五十年的初唐文学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总之,在初唐诸帝王中,高宗是一位文学上的“无为”者,而恰恰是他的这种“无为”,为困在帝王和宫廷手中的文学松开了绑,成为推动初唐文学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