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史上对山谷词的评价历来分为词化论和诗化论两个视角。陈师道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是词化论者的观点；晁补之言“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则是诗化论者的观点。这两派论者对黄山谷词的褒贬不同，但又各有偏差。 

　　我们认为，宋词是在尚统、尚意、尚雅等文 
学思想的支配下，具有义归雅颂、语有寄托、普遍哲思化的倾向，有着与宋代其它文学样式相一致的文学共性。 

　　首先，对北宋初期和中期词坛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北宋初期和中后期词坛走的都是雅化之途，晏殊、苏轼以诗为词，严守雅化之大防。柳永词以其强烈的谐俗倾向进入词化之途。之后，欧阳修、黄庭坚、秦观的词集中均不乏此类词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中说欧阳修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而秦观词如《满庭芳》之“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之句，被苏轼讥为“柳七郎风味”。黄庭坚更是大量采用方言俗语，如上引《定风波》中的当时方言就有“个人”、“把”、“调戏”、“嗔”、“甚”、“怎生受”、“看承”、“幸”、“厮勾”、“是”、“惊怪”、“忒”、“撋就”、“拚”等等。山谷的此类词作还有十数首。在用语村俗方面确实有过于欧阳修和秦观。殊不知，由于受时代以俗为雅、化俗为雅等文学思潮的影响，宋人的村俗之语实际上有着明确的高雅指向，所以柳、欧、黄、秦词作的俚俗，都是对生色天香的民间语言进行了改造：有其清新刚健，而无其陈因粘滞；有其平易浅近，而无其冗长钩棘——是以憨朴拙稚的野性美，体现俗到极处反成不俗之佳境的美学趣味。黄庭坚此类词作，基于一种“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理论自觉，更是有意“以生字俗语侮弄世俗”（刘熙载《词概》）。黄庭坚包括柳、欧诸人的村俗，就是以大俗扫荡大雅反而合于大雅的超常境界。明乎这种艺术辩证法，我们才能理解北宋后期以雅词名家的周邦彦为何要改写山谷《忆帝京》词而为《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这类曾被王国维指为“似屯田最下之作，非美成所宜有”（《清真先生遗事》）的作品。 

　　其次，宋词虽承唐五代馀韵，内容多写男女悦慕之情，但在尚统、尚意、尚理等文学精神的影响下，词体自然受容了诗之比兴二义——从无寄托之遣兴娱宾的工具，而为有寄托之抒情言志之载体；并能意在笔先，神余言外。也就是说，宋代词人都有意识地以《国风》的美人之意、《离骚》的香草之志，优柔涵濡男女之情，他们的写情之作，无不是楚雨含情，意别有托，黄庭坚词也不例外。我们不妨举出有具体时事可考、与上引例词内容相类的《蓦山溪·赠衡阳妓陈湘》为例，分析这一特点：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敛秋波，尽湖南、山明水秀。娉娉袅袅，恰近十三馀，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 

　　寻花载酒。肯落谁人后。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长亭柳。君知否。千里犹回首。 

　　此词题目即标明是赠妓词，写于被贬宜州途中经湖南衡阳时。从表层看，此词不过写钟情于衡阳年青、美丽、情窦初开的红颜知己陈湘；实际上，前人早就指出了此词“得比体之妙”（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卷一），其深层含义正如俞陛云所说：“鸳鸯翡翠皆同命之鸟，起笔以之为喻。此词乃山谷闲情之赋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意思是此词以真挚的爱情无法实现的怅惘，深寓自己拳拳忠爱之情系君国，却被黜流放，无从实现理想的政治忧伤。黄庭坚的绮艳词作都有这样的倾向，他对此曾多次作过明确的解释。比如他对法云秀说自己的艳歌小词是“空中语耳”（惠洪《冷斋夜话》）；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还记载了黄庭坚的类似说法：“山谷谓余言：吾少年时作《渔父词》曰：‘新妇矶头眉黛愁。小姑堤畔眼波秋。鱼儿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吹雨转船头。’。以示坡，坡笑曰：‘山谷境界乃于“青箬笠前”而已耶?’独谢师直一读知吾用意，谓人曰：‘此郎能于水容山光、玉肌花貌无异见，是真解脱游戏耳。”（《诗话总龟》前集卷九引）明确表示自己的绮艳之作，都是大有深意的。这种表述，虽不免被视作有“自扫其迹”的嫌疑，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载体，词体以其深美闳约的特点被认为是创作者“心灵的文献”，缘此，词人对创作主旨的解说弥足珍贵，否则容易造成对文本的误读。 

　　其三，词至宋代，明显呈现出感性向理性的偏移，宋词从晏殊始，即具有哲思化倾向的特点。黄庭坚是宋代最具哲学家特质的文人之一，他的词作不仅进一步哲思化，并且还摒弃哲思的常语常境，上升到佛理禅机的境界。宋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是传统儒学兼容并蓄佛道异质思想的新儒学，宋代士大夫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孜孜不倦的忧道求道者；并且宋人尚博，著书立说动辄贯穿群书，务极精博。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宋朝的读者群与创作者一样是乐道的博学者。黄庭坚曾以桃花流水为喻，形象地写出对大道的追求、顿悟，以及体悟之后的境界。这种境界，无疑是闪烁着作者思想精光的发人深思的理境；对于有亲历、亲为求道过程的宋代读者来说，他们是完全能够从中获得思想共鸣的审美愉悦。 

　　总之，在北宋词史上，黄庭坚是处在苏轼与秦观之间的过渡性词人，正是这种过渡性，使其词作具有了诗化与词化双重品格。山谷词在诗化方面，是苏轼之后对词的传统体性有了更大的超越；词化方面，又没有臻及秦观所达到的艺术佳境。艺术创作确实如钱基博先生所说，是“学我者僵，似我者死”，黄庭坚正是以其不学不似、“倔犟中见姿态”的个性，而成为词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存在；当然，“于倔犟中见姿态，以之作诗，尚未必尽合，况以之作词耶。”（《白雨斋词话》）所以黄庭坚词又一直被视为词史上的另类存在，从宋代的晁补之到四库馆臣，都认为山谷词是遵守词律的“好诗”；顺此则借用钱基博先生对山谷“好诗”内涵的阐发，以有助于我们对黄庭坚词的理解：山谷词虽然枯其笔，僻其句，但危仄之中，自有驱迈；虽然瘦硬，但自有隽致；虽然一枝疏花横斜，但尚有暗香浮动。（作者：江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