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性叙事活动使仪式具有突出的诗学特征：仪式主体心理与审美心理的契合、仪式主体技艺展示与诗歌创作的重合。先秦仪式催生并促进仪式诵辞演进的内在机理是：仪式诵辞中的“仪式叙述”常是仪式展演中追述宗族、祖先光辉业绩和历史的仪程所吁求的文体，而其中的祝祷之辞则是仪式中歌颂祖先、祈福求佑的仪程的产物；“仪式叙述”是民族史诗、叙事诗的源头，而祝祷之辞则是抒情诗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最初的仪式活动中产生的诗歌是属于集体的，与仪式一样属于俗的范畴。当先前的仪式活动被统治阶级垄断，成为“礼”时，诗歌也脱俗入雅，雅、俗分途。用于上层社会的各种仪式活动的乐歌从大众的歌咏中分离出来，成为神圣特权的象征物的大传统，而劳动者抒发情感的歌咏，则成为乡民社会文化表征的小传统。之后礼与俗互动互渗，诗歌创作也呈现出雅俗共存的格局。 

　　受礼俗仪式演变的影响，先秦诗歌的形态也经历了歌谣（巫祝之辞、徒歌）——仪式乐歌（仪式颂诗、仪式叙述）、仪式诵诗（《雅》诗）——诵诗（如《离骚》、《九章》）的类型演变过程。 

　　第一阶段的分界线大约在礼制出现的龙山文化以前，此期的仪式类型主要是巫术仪式。巫术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那些用于个人目的的“个体巫术”外，“公共巫术”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禳灾巫术、顺祝巫术和诅咒巫术。巫术仪式也是文学艺术萌芽和成长的温床。《墨子》所说的“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是上古社会的常态。巫师常常采用歌舞以通神。巫术仪式中的咒语是诗歌和其他韵文的源头。其中祝辞在巫觋之辞中有重要地位，如《伊耆氏蜡辞》、《驱旱魃之辞》，《史记·滑稽列传》所载之《田者祝》、《文心雕龙·祝盟》引述之《祠田辞》等即是。《诗经》颂体缘此而来，屈原的《九歌》、《天问》、《招魂》等也是在巫辞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 

　　第二阶段约当夏、商、西周时期。此期巫术仪式、祭祀仪式、礼乐仪式并存，但以各类上层社会的礼为主体，礼对前代之俗加以提升，表现出礼与俗的对立，在礼的展演中催生出的诗歌和其他依附于仪式的仪式诵辞也表现出雅（仪式乐歌）、俗（歌诗）的对立。仪式乐歌是此期诗歌的主流形态，民间歌谣以潜流的形式存在。 

　　夏代的社祭仪式歌颂大禹治水敷土之功，《大夏》是用于此仪式的乐歌。《尚书·禹贡》“九州篇”的形式、内容中包含着九段体的音乐结构和其他的仪式文化内涵，保留了社祭仪式的乐歌文本。此外，“敬授民时”仪式也产生有以安排农时的仪式韵文《夏小正》。《七月》为代表的农事诗和大量的以物候月令及相应的农事作为兴象的歌谣的创作均受其影响。 

　　商代重视对祖先的祀典，祭祖仪式乐歌中最为显著的是《大濩》之乐，传世的《商颂》五首为其不同时代的仪式乐歌文本。商代的占卜仪式是贯穿于祭祀、战争及日常生活的重要仪式，其仪程中的仪式叙述既有歌谣化的繇辞，亦有叙述性的韵文（“世系”卜辞、“月令”卜辞），表现出仪式乐歌之外诗歌演变的特殊形态。 

　　西周时代认为祖、神分离，通过祭祖，可以传递天命、影响天命，祭祀仪式礼制化，成为维护政权的手段和工具。《周颂》及二《雅》的一部分诗篇，即为西周王朝不同时期用于祭祖礼、开国典礼、冠礼、藉田礼、燕礼、禳灾礼等特定礼仪的仪式乐歌。 

　　先秦诗歌演变的第三阶段约当春秋战国时期，此时礼、俗互动的格局已形成。由于礼崩乐坏，仪式乐歌逐渐退出主流：或者因文本被著录而渐成“文物”（《周颂》），或者在文体形态上受到歌谣的影响而世俗化、平易化（《鲁颂》），导致“颂杂风体”的变化。礼向四夷的辐射，是伴随着原来的四夷之俗向上层社会的扩张而同步发生的。乡民社会的季节性礼俗仪式促成了《风》诗的勃兴，生产礼俗仪式催生出农事题材诗作，婚恋主题则是在春社狂欢中对歌竞赛的产物，表现出狂欢化的诗学特征。 

　　战国时期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成大的趋势，导致了礼、俗的进一步融合，从而借助于仪式话语的转变和仪式心理的延续促成了诗歌由仪式歌诗向抒情诵诗的转变，具体表现在《离骚》对巫祭仪式叙述的艺术升华，《九歌》的圣、俗二重性主题，以及《天问》、《荀子·成相》等对仪式韵诵的继承与革新。其中屈骚代表了楚地之俗与中原之礼的完美结合，因而在诗歌形态上超越前代而创造性地完成了歌诗向“诵诗”的转变，在美学上则形成了脱俗入雅、化雅为俗的风范。 

　　总之，三代礼俗仪式，既是中国早期文化的载体，也是先秦诗歌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先秦诗歌源于仪式，前宗教时代的巫术文化萌芽，在夏、商时代的祭祀文化中得以充分地发育和成长，而在西周礼仪文化中定型并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礼的衰落而走向分化。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