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历史上的今天8.24

1992年8月24日 德国发生排外风潮

德国新纳粹党人聚会

　　1992年8月24日，在德国的港口城市罗斯托克发生了针对外国移民的暴乱，而且迅速波及其他许多地区。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德国几乎每天都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发生，到9月26日，新纳粹分子火烧曾经关押和屠杀过大批犹太人的萨克豪森集中营，使接连不止的排外浪潮达到了高潮。这使人们想起了当年希特勒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残暴行径。

　　1938年11月9日夜，史称“砸玻璃窗之夜”。这一天，希特勒纳粹分子发动了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一夜之间，德国的犹太人商店被洗劫，犹太人教堂被捣毁，9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260 00名犹太人被赶出了集中营。

　　德国的排外事件表明，在纳粹希特勒灭亡40多年后的今天，新纳粹分子和其它极右势力在德国再度兴风作浪，其行径之恶劣，已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

　　据统计，在德国，1991年共发生针对外国人的极右暴力案件约1400起，比1990年增加了5倍多，而1992年头9个月，这类案件就已多达1300起。到9月底，已有10名外国人被极右分子杀害。德国的极右组织已发展到近80个，成员超过4万人，其中新纳粹分子有4200人。

新纳粹毫不掩饰自己浑身怪异猛兽的纹身和房间里的纳粹旗

美国的新纳粹组织光头党

一个德国新纳粹党人在教孩子行纳粹礼

1922年8月24日 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

　　1922年8月24日，京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北段)长辛店(今属北京市)3000余名工人，在共产党人邓中夏等领导下举行罢工。工人向路局提出开除总管、工头，承认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的权利，增加工资等要求。军阀政府派军警强迫工人复工，工人组织纠察队同军警展开斗争。罢工坚持2天，使南北交通断绝，路局被迫全部接受工人的条件，罢工取得胜利。

1925年8月24日 刘海粟使用裸体模特儿引起争议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毕业班的教师、学生与裸体 模特合影。1914年起，刘海粟在这里首次采用人体写生进行教学

　　1925年8月24日，江苏省召开教育会议，通过了禁用模特儿的提案，引起各艺术院校的关注。使用女模特儿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对此提出异议。他致书当局，谈到他自创立美专之初，就拟采用模特儿，但“世人不察，目为大逆、讥笑怒骂，百喙丛集。鄙人为学术尊严计，不惜唇焦舌烂，再四辩白，有识君子，欣焉有得，可谓世有是非，窃自庆幸”，没有想到今日当局也有此种禁查的动议，使他大惑不解。刘海粟在信末指出：“鄙人首倡模特儿，光明正大，而一般无赖市侩，托其美名，以之裨贩。若今日上海所发现之裸体妓女照片，及恶劣画报等，实为害群之马，自宜严禁，毋须宽宥。兹本君子慎思明辨之义，请贵会明白其辞，修正前议，布之天下，局胜感祷之至。”

　　该信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立即引起各界的关注。反对者说，“刘海粟提倡模特儿，足以丧失本性之羞耻，引起肉欲之冲动”；“先生顾以金钱势力，役使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献形，寸丝不挂，任君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人于无羞耻之地位人也，而禽兽之不若矣”。上海县知事危道丰说：“模特儿就是光屁股的姑娘”，刘海粟借模特儿骗钱，“忘形若此，尚复成何体统？成何世界？成何人类？”刘海粟据理驳斥，首先声明，“艺学尊严与市侩营利迥然有别”，“艺学上之模特儿既与中国礼教截然二事”，继而指出，现有许多人胸无点墨，坐井观天，俨然以卫道士自居，信口雌黄，实则是满肚子男盗女娼；进而提出：像危道丰这样的人根本不配作政府官员，应予撤职。危道丰声言要诉诸法庭，理由是，刘海粟侮辱了他的人格。

1936年8月24日 苏联领导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判死刑

　　1936年初，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召集近40个工作人员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到会者有内务部里最重要的几个局的头头及其副手。莫尔恰诺夫宣布：暗害基洛夫的阴谋集团与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反革命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是从托洛茨基那里接受新的密令的。为了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切“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内务部曾经凭空捏造出一个“阴谋联系网”，说这张网是从丹麦、法国和挪威伸向苏联的，因为托洛茨基曾在那几个国家居住过。

　　现在，为了使这一说法站住脚，内务部头目召来了拘捕在案的哥尔茨曼等人，授意他们在公审时坦白认罪，说自己曾与国外的托洛茨基见过面，并从他那里得到过指令。于是，经过精心编排的一幕戏剧便开场了。

　　在一次审判中，哥尔茨曼供认说，1932年11月他因公到柏林出差时，曾秘密地在那里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碰过头，并受阴谋组织的一个领导人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委托，将一些文件和以后联系的密码交给他转送托洛茨基。第二次碰头时，谢多夫建议哥尔茨曼同他一道去见住在哥本哈根的托洛茨基。

　　“我当时就同意了，”哥尔茨曼说道，“但我提醒他，为了不招人耳目，我们不能两人同行。我和谢多夫商定，我过两三天再去哥本哈根，住布利斯托里饭店，并在那里与他碰头。我出车站后便直奔饭店，在登记处见到了谢多夫，1点左右，我们就动身去见托洛茨基。”他还承认，托洛茨基告诉他：“……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精心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一任务。”

　　可是，一个星期之后，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披露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声称“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年就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可是哥尔茨曼却说，1932年他在那里与谢多夫碰头，尔后又一起到托洛茨基的住宅去，他的这个说法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美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约翰-琼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调查莫斯科强加给托洛茨基的罪名。

　　该专门小组还准确地查明，在1932年11月23日到12月2日这段时间里，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证据是当时在柏林最高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考勤簿。另外，可以作证的还有谢多夫给父母的信件。

　　斯大林在得知丹麦报纸的报道和美国学者的调查结论后，简直气疯了：“真见鬼，你们怎么想出这么个饭店！应该说他们在车站见的面，车站是拆不掉的！”他命令亚戈达进行调查，查出是哪些内务部人员如此粗心，使得整个审判威信扫地......。亚戈达怀着一丝扭转败局的希望，立即将内务部外事局一个颇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派到哥本哈根，要他在现场观察一下，看看内务部能否在那里做些手脚，作一点补救。

　　内务部为使托--季反苏联合总部案得以成立，把流放中的以及各地监狱里的近300名原反对派成员弄到莫斯科来审讯，用威胁、许诺或其他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阴谋活动的参与者，并供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们的头目。

　　当斯大林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现坚强”，拒绝在所要求的供诉上签字时，感到非常气愤，他那略为嘶哑的声音里会突然冒出格外浓重的格鲁吉亚土腔：“告诉他们，无论他们做什么，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发展。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去死或去保住自己的臭皮囊。给我狠狠地整，直到他们爬到你们面前开口坦白！”是的，斯大林这次要跟他们算总帐，并且从此一笔算清。

　　1936年7月间，季诺维也夫同叶若夫和莫尔恰诺夫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激烈谈话。谈话结束后，季诺维也夫回到了囚室，突然提出要与加米涅夫作一次单独的会面。有迹象表明他准备投降，并想与加米涅夫商量一下自己的决定。这对于内务部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行动分局副局长在会面的那间囚室里安上了录音机。

　　会见后，季诺维也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必须出庭，但得有一个条件：斯大林必须亲自证实叶若夫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加米涅夫虽有些犹豫和不满，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看法，并提出了谈判的条件，即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证实自己的诺言。

　　斯大林马上得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思想状况。在亚戈达、莫尔恰诺夫和米隆诺夫详细地向他汇报事情经过时，他掩饰不住满意之情，预计这两人终将屈服。听完汇报后，他站起身，精神抖擞地搓着手，对部下予以赞赏，并决定改日在克里姆林官与他们直接对话。

　　那一天会面时，斯大林提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你们要记住，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你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第二，既然你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你们，那么在你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你们呢？第三，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他讲得很有感情，听起来非常真诚，也很有说服力。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听到这里，彼此意味深长地交换了目光，然后，加米涅夫站起身，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两人就将出庭。

　　“这是不言而喻的。”斯大林回答道。

　　开庭前的最后一周，被告们在维辛斯基和内务部侦讯人员导演下，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自己的角色，并在详尽的提示下，背诵自己的“台词”。叶若夫以斯大林的名义再次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在法庭上能履行自己的“义务”，答应的一切条件都会得到不折不扣的兑现。同时，他又提醒自己的“谈话对手”，不得在法庭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哪怕暗示也不行。不管是谁，只要有一个人敢“背信弃义”，全体被告人都将承担有预谋地不认罪服法的责任。

　　1936年8月19日，人们期待已久的第一次莫斯科公审在工会大厦的十月厅开庭。审判长是乌尔利赫，法官们和书记员面向听众而坐。左侧墙边的小桌后是国家起诉人维辛斯基。右侧墙边坐着4排被告人，看上去无精打采，忧郁不安；当然也有红光满面，举止随便的。有经验的人一眼就可分辩出，谁是真正的被告，谁是冒充被告的奸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二次坐在被告席上，这次被一道带上法庭的还有另外14人，其中有他们当时在列宁格勒的追随者叶夫多基莫夫和巴加也夫，以及托洛茨基分子斯米尔诺夫，以所谓新的证明材料为依据而提起的这次诉讼认为，这些被告分子已直接与托洛茨基勾结，他们的计划不仅是要杀害基洛夫，而且还要杀害斯大林和所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对于维辛斯基来说，尽管没有物证，但要揭露这些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发表激昂的起诉演说并不困难，因为对他在起诉中提出的罪名，被告们非但不会反驳，不会鸣冤叫屈，反而会想方设法予以承认。所以，他可以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骇人听闻的大阴谋。事实证明，被告们基本上履行了预审中承担的“义务”，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罪行供认不讳，可维辛斯基仍然强调被告在很多细节上“没有把话说完”。但他们究竟隐瞒了些什么，维辛斯基却避而不谈。

　　此外，维辛斯基对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等5个冒牌被告人的表现十分满意。无论哪个被告人，只要其陈述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他们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做一番纠正，甚至恶狠狠地咬住对方不放。维辛斯基似乎没有发现，他们由于太卖力，把被告人的角色演得太过分了。

　　在结束起诉演说时，维辛斯基高声喊道：“我强烈要求将这群疯狗统统枪毙，一个不留！”

　　8月22日上午，即开庭的第4天，被告们都作了“最后陈述”。这可算是整个审判中最悲惨的一幕，被告们怀着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斯大林迫害的希望，走到自己毁誉自己的极限，甚至 “超额”地去完成侦讯机关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唯恐让斯大林抓住一丁点儿，成为其撕毁许诺的理由。

　　8月24日凌晨2点30分，经过7个小时会议的审判庭成员重新出现在审判席上。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长乌尔利赫开始宣读判决书。这时，大厅各个角落都响起紧张的咳嗽声。审判长停顿了一下，等恢复平静后，才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体被告人的姓名，接着又来了个长时间的停顿，最后宣布判处全部被告人极刑--“ 枪毙！”

　　据说，加米涅夫勇敢地迎接了死亡；而生病的季诺维也夫是被抬到刑场的。就在临处决前的一瞬间，季诺维也夫还苦苦发出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此刻他想起了斯大林的诺言……

　　50多个春秋过去了，1988年8月4日，苏共中央“重新研究3 0至40年代和50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发表公报，认为当年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的调查，是“在违法和捏造事实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为所牵连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公报指出，当时对该案定的罪名是：进行反苏活动、间谍活动、危害活动和恐怖活动，参与暗杀基洛夫，策划对党政领导人进行行动。在“详细分析该案件材料后证实，对他们的指控也是毫无根据的”，因在该案人士的活动中“缺乏犯罪内容”。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满足了苏联总检察长的抗诉，撤销了原判，为案件所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

1937年8月24日 《救亡日报》创刊

　　1937年8月24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由巴金、王任叔、阿英、茅盾、胡愈之、郭沫若、夏沔尊、夏衍、章乃器、张天翼、邹韬奋、郑振铎、萨空了、顾执中等组成编辑委员会，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周恩来指示该报总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要办出独特风格，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该报坚持出版。至22日出版第85号，终被日本侵略者压迫停刊。当日下午出版“沪版终刊号”，载郭沫若的《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一文作为“终刊致辞”。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广州沦陷后迁桂林。1941年3月1日桂林版被国民党政府压迫停刊。至1945年10月10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恢复出版，仅刊行至10月24日第15号，又被国民党政府查禁。

1946年8月24日 尼赫鲁任印度临时政府首脑

尼赫鲁和甘地在孟买

　　1946年8月24日，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被英国驻印度总督韦维尔伯爵指定为印度行政议会的副议长。在此之前，他曾因提倡非暴力抵抗英国统治而9次被捕入狱。

　　该议会的12个席位将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印度拜火教和基督教的代表。这些代表将组成一个主权政府，除非韦维尔行使否决权。独立的国大党召开会议通过了这几个席位。自从1929年国大党提出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的目标以来，尼赫鲁曾4次任该党主席。

　　然而，伊斯兰教联盟拒绝了分给它的5个席位。该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对占议会席位多数的强大的印度教势力表示担心，并强烈主张将印度分为两个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和印度教国家。长期担任非暴力抵抗运动领袖的甘地则认为这样将会有损印度做为一个完整国家的力量。

　　8月初，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重新爆发冲突，导致了加尔各答历史上最严重的骚乱。

　　临时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召开一次立宪会议。这次会议将很快举行，可能就在9月。但是，很多观察家们担心，在伊斯兰教徒缺席的情况下起草宪法将导致内战的爆发。

1947年8月24日 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结束在中国的考察

　　1947年8月24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率团已在中国考察了 1个月，今天，魏德迈在离华返美前发表声明说：“在中国，我在各方面见到的是麻木与怠惰。许多中国人的卑怯的失败主义，令人气馁心灰。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

　　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国务卿马歇尔建议，派遣魏德迈为特使，率领考察团来中国调查，探寻挽救国民政府的办法。7 月22日，魏德迈使团到南京，此后，魏德迈使团巡行各战区，北到沈阳、抚顺，南至广州、台湾，考察后认为“国民党军队兵力虽占优势，但战略主动则操在共产党之手”。

　　8月16日，李济深就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事发表声明说： “中国人民是希望美国彻底改变其对华政策的，然而魏德迈将军到华以后，除了带来若干军事基地及台湾训练国军等等传说，并促成了国府决议恢复对日贸易外，毫无迹象足证美国改变其政策，使人不能不怀疑魏德迈的使命，不过是寻求一个祸害中国人民的更有效的办法而已。”

　　8月22日，魏德迈在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讲演，批评国民政府军事上的无能和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要求国民政府改善政治经济状况，重新赢得人心。蒋介石要求魏德迈担任他的最高军事顾问。

1954年8月24日 巴西总统瓦加斯自杀

瓦加斯的支持者最近袭击反对派报社的卡车

　　1954年8月24日早晨，巴西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在各界对政府的批评日渐猛烈的时候自杀。几个小时之前他决定让位给副总统若昂-卡夫-费胡。

　　巴西高级官员认为是瓦加斯政府财政不景气和其他丑闻导致公众对他越来越严重的不信任，因此劝说1951年再度当选总统的瓦加斯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总统职务。不久前，一个持枪歹徒袭击了《因普兰萨论坛》报的改革派编辑卡洛斯-利萨达(他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使公众失去了对总统的信任)，然而却误将一名空军少将打死。这件事使瓦加斯的困境达到了高潮。

　　瓦加斯自杀以后、人们发现他给巴西人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国际财政集团”阴谋破坏巴西民族利监，无视巴西贫民的要求，而贫民是最拥护瓦加斯的。他第一次任总统是在1930年，并逐步建立起独裁统治。

1958年8月24日 伦敦发生种族骚乱

伦敦种族骚乱中被捕的青年

　　1958年8月24日，5名黑人被白人青年殴打后，北伦敦的诺丁希尔发生了三天的严重骚乱。警方逮捕了150多人。8月30日晚，约200名白人与黑人在街上打斗，财产遭到破坏，一个黑人家庭被汽油弹击中。第二天傍晚发生了几起严重的骚乱，连续4小时 400名黑人与白人追赶着殴打，警察在群殴中横遭攻击并受伤。 9月1日，人数在两千以上的几伙青少年袭击了黑人的住房，打破了窗户，造成巨大的破坏。警方怀疑一些极端政治派别卷入了事端。

1966年8月24日 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逝世

李达

　　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零陵人。他是一位哲学家，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 3年留学日本。在国内出版译著，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建党前夕，发表文章，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较准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方针上激烈争论，随后离开党组织。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等职，并发表《现代社会学》一书。大革命失败后，在白区长期担任大学教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写了《社会学大纲》等著作。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几十年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经济学、货币学、法学、史学理论等领域中也做了重要的开拓性工作。著作还有《<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其重要论著，编入《李达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