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蒋庆先生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演讲

 

 

龙宗智（以下简称龙）：非常高兴能主持我校78级校友蒋庆先生的演讲，蒋庆先生是当代中国的大儒，在儒学方面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盘山文存──儒学与现代》等著作，并独力与合作翻译了《基督的人生观》、《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自由与传统》、《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多部西方学术名著，还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十二册）。关于蒋庆先生的详细介绍请登陆其网站。现在欢迎蒋庆先生演讲。

蒋庆（以下简称蒋）：大家好，今天能回到母校同在座的各位学校领导、老师、同学和师弟师妹们共聚一堂，心里非常高兴。今天我被邀请参加“金开名家讲坛”并作首场演讲，心里有些不安，毕竟近一二十年来我的研究领域已经离开了法学，对法律已经比较生疏了。但是，我们大学的法学研究应当扩充自己的人文视野，研究法律离不开历史、理论等基础人文学科的支持，只有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才能更深刻的理解法律。其实，法律在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随着西方近代以来学术分科出现后才独立出来，而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法学家、法律思想家、大法官、大律师都不只精通具体的法律技术，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历史、理论、文化、宗教等人文素养。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自己虽然离开了法学，也还是可以在这里作一个开拓人文视野的学术演讲。下面，我就开始演讲，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首先，从字面上解释一下演讲的题目。什么是中国文化？按道理，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讲中国文化是不需要对中国文化的概念进行专门解释的，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已经面临衰亡的境地，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了，这才需要专门解释。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许多学派，就如同西方文化中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家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家文化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解释；而所谓重新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四、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危机是从晚清到现在存在的一次文化危机，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已逾160年，至今解决不成功，危机仍在持续之中。这次文化危机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冲击，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这一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生命层面上，基督教进入中国虽然最早在唐代，然后在明代，但影响不大，只是近代以来“圣经跟着军舰走”，中国人的生命信仰才受到基督教的巨大冲击，歧出到基督教信仰上。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中国目前已有近一亿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尽管在现代社会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不可能变为基督教国家，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不可能变为基督教文明，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全体改宗基督教变为一个基督教民族，中国文化更不可能被基督教取代变为基督教文化。然而，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都通过儒家文化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除宗教信仰外，中国文化的危机还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在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各种外来思潮，如个人自由、启蒙思想、平等思潮、理性主义、权利观念、革命理论等，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进行挑战，使中国儒家文化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危机。此外，中国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也出现了危机，中国出现了古代所没有的建立主权观念上的民族国家与议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革命动员理论上的政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法治制度，出现了建立在跨国公司上的市场制度，出现了建立在国力优先上的财政制度，出现了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上的常备兵役制度，出现了建立在资本无限追求利润上的公司企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服从国家竞争目的上的教育制度，等等。然而，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大一统的礼乐刑政制度，治理社会靠的是不需要广泛社会动员的科举制度与文官制度，在社会层面建立的是情理合一的礼法制度，中国古代也有市场也做生意但没有跨越国际的市场制度，中国古代的财政税收制度不以追求国力为优先考虑而是满足国家实际治理的需要，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常备兵役制的无兵的国家，中国古代有商号有店铺但没有资本法则驱使下的无限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制度，中国古代的教育培养的是“君子”，是有道德有美感有存在意义的人，然后才是治理国家的人，而现在整个教育制度都是为了服从国家竞争富强的目的。这样，中国文化在制度层面遇到了很大的危机，现在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回应。最后，在国际关系上出现了社会化达尔文主义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使命在于救亡，亡是亡国亡种亡教，这对中国文化也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因为中国文化就是教，具体表现为王道政治，王道政治要求国家之间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而近代以来国际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追求的却是霸道政治，完全是“丛林规则”，以力服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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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国晚清以来的第四次文化危机有着不同于先前危机的性质，第一次危机是我们中国文化内部出了问题，宋儒面临的佛教挑战只涉及人的生命信仰领域而不涉及社会政治与国家制度领域，历史上北方民族侵挠中国以至入主中原只是个别现象，不是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瓜分中国。因此，正如李鸿章所说，中国晚清以来的这次危机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应该比这还严重，是中国六千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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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出现了这次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危机，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解决这次危机的呢？首先是形成了洋务派，他们认为西方文化追求武力侵略，是不讲道德的文化，而我们中国文化追求以德服人，是讲道德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是“圣贤文化”，是“君子文化”，但是，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野蛮入侵，中国处在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中国文化的性格又不同印度教和基督教非暴力和平主义“以德报怨”的传统，追求的是“以直报怨”的传统，即追求一个世间基本的公正，所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是要坚决反抗的，不接受托尔斯泰劝中国人不要反抗的和平主义思想。但是，怎样反抗呢？魏源最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认为中国文化在道德上高于西方，这个道德就是中国文化的“体”，所以在“体”上中国不学西方，只学西方的“用”──所谓坚船利炮的长技──来反抗西方。而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心里面是不愿学西方的，因为西方是强盗是小人，君子学强盗学小人在心灵上要承受很大的委曲和压力，但要救亡图存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勉强学习西方的“用”，即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等先进技术。正如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是被逼出来的，我们之所以去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是因为我们要反抗他们的侵略以获得基本的公正。但是，正如严复所说，洋务派的中国文化解决方案是有问题的，“体”和“用”是不可分开的，严复说“牛体不能马用”，“中体西用”实际是“牛体马用”的文化解决方案。张之洞在“中体西用” 的文化解决方案中不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基本义理价值解构了，即把理和势、公德和私法、国家和个人分开了。张之洞为了回应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西方列强的入侵，认为个人可以做君子国家不能做君子，个人可以道德国家不能道德，这虽然是出于救亡的考虑，但在中国儒家文化“体用不二”的义理架构中是讲不通的，这一文化解决方案破坏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为今后中国文化的全面崩溃打开了一个人们不易看见的蚁穴。当时只有辜鸿铭独具慧眼，批评张之洞离开了清流的阵营退入了洋务。由于洋务派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机时使“用”与“体”分离，“用”得不到“体”──中国文化的根本义理价值──的指导与规范，致使中国一百年来的现代化成了“无体”的现代化，或者说没有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现代化，所以洋务派解决百年来中国文化危机的方案不成功。

解决清末文化危机的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借用孔子为象征符号，打着孔子的旗号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是西方民主制的一种，他们说“孔子改制”只是出于利用孔子的象征符号减轻政治改革的压力，实际上照他们的想法孔子改成的是“西制”。因此，当时有人批评戊戌变法是“以夷变夏”，康有为的维新是“貌孔心夷”。而辜鸿铭则称戊戌变法是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维新派是 “中国的雅各宾派”。由于维新派借孔子的象征符号改立西制，在中国文化的解决方案中没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而是沿着中国文化歧出的道路来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问题，所以维新派的解决方案也不成功，反而加剧了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歧出。接下来声势浩大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盛行中国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是张謇、梁启超和晚年的张之洞，他们认为只有在中国建立立宪政治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他们在康有为的基础上又后退了一步，康有为还要借孔子的象征符号进行政治改革，他们连孔子的象征符号都不要了，直接追求西方的立宪政治。但他们仍然是沿用文化歧出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们的解决方案仍然不成功。之后影响中国最深最巨的便是革命派，其中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派之分。三民主义中虽有民族主义，但在民族主义的视野下中国文化只具有团结民众共御外侮的功能，即“用”，而不再是中国政治的价值基础与发展方向，即不再是“体”，因为在三民主义中“体”已经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民权了，这样中国文化从张之洞所尊崇的“体”下降为孙中山的“用”了。至于新民主主义则是继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传统，发展到文革便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而“体”也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了，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了，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革命派仍然是继承了中国近百年来以文化岐出的方式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传统，这一解决方案非但不成功，反而加剧了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

上述四派可以归结为现代化派，这派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另外还有清流派，主要是以晚清以来倭仁、辜鸿铭、陈寅恪等学者为代表的流派，其基本思想不是反对改革，而是主张在不改变中国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化，站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即主张在坚持儒家文化理想（尧舜孔孟之道）不动摇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化以解决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所以清流派又被称为中国文化本位派。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不坚持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中国就算效法西方实现了西方式的现代化，最终还是“以夷变夏”，用今天的话说，中国最终会变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中国文化将不复存在。可惜清流派人数太少，影响不大，仅限于学者范围，不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但是，清流派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不动摇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思想，开启了一条克服以西方文化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道路，即开启了一条超越“文化歧出解决方案”回到本民族文化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道路。这一道路是寻回中国文化自我的道路，是确立中国文化身份的道路，是坚持中国文化精神的道路，是追求中国文化理想的道路，亦即是中国古人所谓“以夏变夷”的道路。虽然这一道路在近代中国充满着荆棘险阻，少为人知，但却为现在的中国指明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