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唐代及其之前德治思想的实践与发展

一  孟子荀子对德治思想的发展

孔子的理论学说和他的德治思想是建立在对王道和大道的恢复基础之上的，带有较多的理想成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霸权思想十分突出，孔子的德治理思想受到较大的冲击。到孟子、荀子的时候，就不得不对其他学派思想进行不断的辩驳与批评。在辩驳与批评中，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也分别对孔子的德治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发展。

孟子直接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对“仁”进行了具体阐述。在“直”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仁”。孟子顺着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孝（即亲亲）”和“义”的思想。[1]他说：“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又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由亲亲而到仁民与爱物，由义而至仁，与孔子相比，孟子的学说，更显得明了易行。不仅如此，孟子还将这一理论直接指向人心，他驳斥告子提出的仁是内在的、义是外在的说法，指出：“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以仁义并提，将羞恶之心作为义之端，进一步强调了知耻，如他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离娄下》），从而将之与个人的修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另一方面，孟子又进一步对王霸思想进行了辩驳，强调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以德”和“以力”的不同。“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故积极推行王道，宣传德治；坚决抵制霸道，批评法治。同时，在德治的基础上，孟子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民的力量，将民作为其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照孟子的说法，只有为人民喜欢的人才能做天子，如果“君不君”，臣就可以不承认其为君，杀了他只算是杀死一个罪人。[2]

到荀子时候，已是战国的末期。法家推行的霸道和法治，被诸侯各国特别是秦国所采纳。对此，荀子从另一方面对德治思想进行了许多更积极的发展，以使其更加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他提出了王霸兼用的思想，主张礼法并施，王霸兼用。他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荀子·大略》），又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他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也吸取了当时法治的思想，对王霸都是肯定的。在此基础上，荀子也深入阐释了德治与法制的关系，如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把德治看作是治国的根本，他说：“礼岂不至哉！……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荀子·大略》）民本思想也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础，他强调爱民、利民，并且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富国》）这样影响深远的名言，称为后来明君贤相的治国格言。当然，受现实的影响，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相比，荀子在提“民重”的同时，对“君轻”却不提了，而是同时发展了尊君思想，[1]提出：“君者，民之原也。”（《荀子·君道》）并且提出了：“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谓的“忠孝不可两全时，取忠而舍孝，并以之为大孝”这种儒家思想的发端。因为荀子的学说中较多地吸收了法治的思想，主张王霸兼用，因而，长期以来不为正统儒家所重视，只被看作是儒家别派。但今天来看，荀子的学说关注于现实，并能与现实达成一定的妥协，或正是荀子儒家学说的出现，儒家思想才能够被后来封建帝王所接受，并取得了德治的正统地位。

二  秦法治理想的破灭与汉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

秦始皇依靠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和张仪等权谋之士，兼并六国，统一全国。战国末期，法家和儒家是相对立的两个思想学派。权谋更是儒家所反对的。因此，秦帝国建立后，法治思想就成了治国核心思想。韩非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主体是“法，术，势”理论。他主张明法制，去私恩，赏罚分明，实行统一而严格的法治。重耕战，主张把农业与战争并重，作为富国强兵的基本内容。并把“势”作为核心，处处强调君主的权势，提出权势至上论和维护君主个人独裁的“独道”。[2]他的这种思想，为秦的统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在统一之后，秦始皇在没有了六国的抗衡的情况下，顺着这一理论，必然要把中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全国性的政权。这种法治，已不是民主制度下的法治，而是一夫独裁下的法制。因此，虽然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也出现了“焚书坑儒”等暴行暴政。自以为可以“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至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却没想到在他死以后的二世皇帝元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三年后，三世小皇帝还没来得及宣布登基，刘邦所率领的义军就已攻入咸阳，将秦国灭亡了。

秦国的盛极一时与迅速灭亡，引起后来历代君臣的关注和研究。在刘邦建立刘汉政权以后，君臣上下对秦的灭亡原因进行过多次的讨论，直欲引以为诫。刘邦在《大风歌》中还发出了“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叹。如何守住四方疆域，如何守住既得政权和利益，成了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他问陆贾，秦朝为什么会失败，以后自己该怎么办。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贾谊在《过秦论》中也说：“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陆贾认为要逆取顺守，文武并用。贾谊说由攻转守，要施仁义。为刘汉政权的长期稳定，提出了战略思想。这种思想，恐也成了后人所谓的“乱而用法，治而用儒”的滥殇。

陆贾的《新语》十二篇，正是为刘邦介绍秦何以失天下、刘何以得天下及论述治国成败得失的书，可以算作汉初治国之纲要，其崇俭尚静等思想，应对文景萧曹有所启迪借鉴。总的说来是道家、儒家思想的杂揉。如在《道基》篇中，他说：“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高祖刘邦和后来的文景二帝基本上是继承秦制，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逐步实现了汉王朝的强盛。到汉武帝刘彻时候，继承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拓疆土，宣扬国威。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思想已经不能满足地主国家的现实要求了。

这时，董仲舒在原来“仁义”、“教化”的基础上，吸收阴阳五行家神话皇权的思想，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又接受了法家尊君抑臣、增设刑法、任用酷吏的学说，形成了以霸道和王道杂而用之的统治手法。他把君权与神权合二为一，建立君权神授理论体系，提出天人合一论。这些，都和武帝刘彻阳儒阴法的统治思想恰相一致。因此，他在举贤良对策中的《天人三策》得到了刘彻的赞赏。在第三次对策中，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这些建议最终被武帝采纳，从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官吏主要出于儒生，儒学逐步发展，成为两千年来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董仲舒将“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赋以新的内容，使它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国家统一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他的儒学思想和孔孟的儒学原典精神也有了不同之处，贵民思想变得模糊起来。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神话专制皇权，成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1]

在汉代德治的实践中，有两件很重要的措施，一是举孝廉，一是设乐府。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师古注曰：孝，为善事父母者。廉，为清廉有廉隅者。）”（《汉书·武帝纪》）举孝廉，在两汉非常重视，构成了其选拔官吏的主要渠道。这个渠道在设置之初，有它的科学性和积极意义。首先，它将“孝”和“廉”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百姓和官吏提出了阶梯性的标准。作为普通百姓，要遵从孝道，善事父母。孝道闻于乡里者，则举荐给有司，任以基层的官职。任职以后，对他的要求就有所变化，更加看重其清廉与否。如果能取得清廉的名声，就被再往上推举，任以高一级的官职。举孝廉第一次从制度上打破了官职世袭的藩篱，使普通百姓也有机会获取入仕的机会。如此，则可使天下之人，人人尽孝；天下之吏，人人从廉。最终四海清平，天下亦归于大治。乐府，原是汉代的官署之名。《汉书·礼乐志》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师古注曰：乐府之名，盖始于此。）”因为乐府职在采诗歌，披管弦以入乐，后世就称其所采或保存的诗歌为乐府。“诗言志”，春秋及以前，对诗十分重视，外交须诗，察看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兴衰也离不开诗。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他非常重视诗教，亲自删订成《诗》。《诗》在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称为《诗经》。乐府采诗，继承了春秋及以前采风的传统，广泛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了了解地方治与否的渠道。即使今天，我们读这些乐府民歌，仍能浮现出其时代之面貌和社会动态。

三  魏晋政治的黑暗和隋唐君臣对治国方略的反思

东汉末年，西汉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逐渐成为教条，称为名教或礼法。这时，外戚、宦官当权，军阀混战，天下分崩离析，秦汉统一中国的局面暂告结束。在三国鼎立之中，篡汉而立的曹魏政权逐渐占据优势。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其治国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曹魏政权和司马氏的两晋政权。曹操在用人上，不计德行，唯才是举。在《重功德令》中他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在《求贤令》中又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求逸才令》中更说：“……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虽然，曹操也明白“治平尚德行”，可惜还没到治平之时，却被司马氏用同样的方法，废黜魏元帝曹奂，窃取国位，改号为晋，最后统一全国。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一开始即很腐败，司马炎死后，惠帝即位，朝政由贾后把持，朝政混乱，叛乱频仍。北方少数民族乘乱进入中原，中国又进入了南北分裂，弱肉强食的东晋和南北朝时期。

魏晋时期，朝中政权由世族门阀所把持。士族各集团之间，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你争我夺，相互倾轧。士大夫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崇尚清静无为，清议玄谈。这种风气，有较深刻的时代背景，对解放人性，发展学术等方面，都有其积极的意义，自不可低估。但其弥漫到治世等方面，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当时和后来批评者不少。如西晋刘琨早年曾信老庄玄学，后来在北伐战争中领悟到：“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晋书·刘琨传》）其他儒家批评就更多。直到明清时期，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正始》条中还说：“……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人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之后，竞相祖述……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谁咎哉？”将天下的兴亡归之于林下诸贤，有失偏颇，是没有看到更深的矛盾与根源。但当其时清谈如不是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呢？当然，顾炎武是有感而发的，是在明末民族危机的现实中积极提倡个体对天下的责任。[1]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在长安“受禅”建隋，之后统一全国，建立起强大的隋帝国。隋文帝躬行节俭，奖励良吏，严惩不法官吏，而对民众比较宽平。在选拔官吏与治国方面，他曾下诏说：“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隋书·高祖纪上》）在开皇之初就废除了魏晋以来长期实行的只重门资的九品中正制，设立科举制。科举制的创立，打破了门阀世族把持政权的局面，为士族地主开辟了入仕的途径，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同时也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巩固和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起着很大的作用。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在文帝时候，还制订《开皇律》，废除枭首、孥戮等酷刑，还规定凡有冤案，“县不为理者，听以次经郡及州，仍不理乃指阙申诉。”与前代刑律相比要宽缓精简得多，也是法律史上的一个进步。在法制方面，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第三子秦王杨俊，因为“治宫室，穷极奢丽”等，勒令禁闭。左武卫将军刘昇苦谏不从，“杨素复进谏曰：‘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上曰：‘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卒不许。”（《隋书·文四子列传》）杨坚统治时期，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人民生活安定富足，有“开皇之治”之称。

但隋帝国统治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在炀帝时候，农民起义到处爆发，最终被李渊所灭。公元618年，李渊登基即位，历史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李唐时代。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在李渊统一中原过程中，战功卓著。公元626年，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逼李渊让位登基，即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不断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臣下意见，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治绩斐然，被誉之为“贞观之治”。

《贞观政要》一书较详细地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等。隋文帝和秦始皇的统治不同，隋炀帝也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有着文治武功远大抱负的人主。然而，隋帝国却很快灭亡了。殷鉴未远，唐太宗君臣经常发出“草创易，守成难”的感慨。专门成立“论隋日”，总结隋的失败原因。太宗评隋文帝说：“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贞观政要·政体》）魏征则评隋炀帝说：“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外示严重，内多险忌，馋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并谏诫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岂可忽乎？”（《贞观政要·君道》）鉴于此，唐太宗能很好地抓好政治建设，任贤和纳谏成了他两项最主要的政绩，历来为后世所称道。

在继承隋制的基础上，唐太宗和后来的唐代统治者在许多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我们说在隋的时候，就设立了科举制，对于摧毁世族门阀、选拔才学之士入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隋时的科举制还很不完善，也很不彻底。《新唐书》记载：“开成初，文宗预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脩昏（婚）姻，不计官品而上（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杜中立传》）可见，到唐文宗的时候，这种风气还是很盛。唐太宗时候，对此已有感触，说：“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时，买昏为荣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为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邪？朕以今日官冕为等级高下。”（《新唐书·高俭传》）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推进科举制。[1]唐代学校教育比以前各朝都发达。科举制也相对比较成熟。到唐中期之后，进士中举后易于飞黄腾达，被视为“士林华选”，以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从科举制度以后，门阀制度也就逐渐消灭了。同时，科举制对选拔官吏、笼络知识分子，也是非常好的手段。《唐摭言·述进士上》说唐太宗站在端门上，看到“新进士缀行而出”，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在官制方面，在隋制的基础上，唐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唐初，主要通过战功来选拔宰相。从武则天以后，则以科举制特别是进士科作为选拔宰相的主要途径。还规定：“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任职期间，五品以上，包括宰相在内，还要经守皇帝的“三考”。宰相的权利很大，但对宰相也进行了相应的分权，实行宰相集体负责。唐代的官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唐代的法律制度也是比以前各代完善许多的。《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另外，隋唐诸帝的“道君论”，是在唐代思想文化的综合、深化与兼收并蓄中形成的封建统治的一大结果。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在君与臣的关系、德与法的关系、忠与孝的关系等等方面，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都较以前各代有所突破。在“道君论”这里，封建统治者仍然没有忘记神话皇权，隋文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资治通鉴》卷一七九），并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天下。”唐太宗也自称“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并说“帝王之业，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者矣。”（《唐太宗集·帝范序》）但在神话帝王的同时，已更加看重功德，更加强调帝王的道化和圣化。唐太宗认为，唐朝之兴“虽膺箓受图，彰于天命，而克昌宏业，实赖神功”（《唐太宗集·晋祠铭》），并把“可明克哲，允文允武”（《唐太宗集·帝范序》）作为帝王的必备资格。就连隋炀帝也说：“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隋书·炀帝纪》）当然，在充分肯定君权神授、帝王圣明的前提下，他们也开始以人自待，承认自己也有能力和道德方面的缺陷。强调帝王是人之主。如唐太宗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贞观政要·刑法》）隋炀帝也讲过相同的话：“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隋书·炀帝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