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镇江名人之——马相伯与马建忠

马相伯、马建忠兄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对传奇人物，他们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曾代表清廷出使朝鲜，除杰出的外交才能外，他们都有极深的语言学造诣。马建忠是晚清商界的风云人物，在他退而著述时，写出了中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马氏文通》。马相伯是复旦大学创办者，之后他又和英敛之在北京创立辅仁大学。在著名的“七君子”案中，马相伯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下决心脱离教会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五年后，他的弟弟马建忠也在这里呱呱落地。由于他们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1851年，11岁的马相伯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了刚刚由法国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三年后，马家全家迁到上海，八岁的弟弟马建忠也进入了徐汇公学。马相伯在入学前，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具备了一定的旧学基础。进入徐汇公学后，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神学及西文学习中去。在各种课程中，马相伯最感兴趣的是数学。

1870年5月，马相伯通过了传统的耶稣会adgradum神学和哲学考试，这表明他已经完成了耶稣会最高层次的教育，并由此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就在徐汇公学协助传教并兼任督导。马相伯在教学时，一方面注意教理的教育，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有关中国经史子集内容的讲习。这种教育取向引起教会方面的不满，认为其结果只能使学生变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即儒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教会随后便把马相伯调到徐家汇修道院，让他专门研究天文学。当时徐家汇天文台仅有一座平房，平房的屋顶平台上有一架简单测验风向风速的风车偶尔在转，用于观测天文的主要仪器是利玛窦时代留下来的一架旧机器，另外再加上几支寒暑表，一两支气压表，以及南格禄神父带来的仪器。用这些设备开展天文研究，无疑是极其困难的。马相伯到了这里后，不得不转向数学研究。

就在马相伯获神学博士学位的那年，血气方刚的马建忠受不了洋修士的污辱，愤而离开了耶稣会，投身于李鸿章幕下。而此时的马相伯也感觉到了教会对他的不信任。对马相伯所从事的数学研究，教会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淡。他以在徐汇公学及神学院的积年研究所得，撰写了一百余卷数学著作，教会一概将其束之高阁。按照会规，他还必须进行传教实习。耶稣会指派给他的实习地点是苏北徐州，他将在那里管理一所小镇教堂。就在他到小镇教堂的第二年，徐州发生了一场特大水灾，许多教友被迫离开家乡逃难。面对这一情况，马相伯向他的哥哥——身为淮军粮台的马建勋求救。马建勋答应了弟弟的要求，拿出二千两白银用于救济灾民。徐州的难民对马相伯十分感激。不料此事被上海的法国耶稣会知道后，他们认为马相伯未经教会同意擅自使用银两是犯了教规，决定将他禁闭于上海耶稣会“省过”。1876年，马相伯收到哥哥马建勋来信，说已为他在山东布政使余紫垣那里谋了一份帮助办洋务的差事，这使他终于下了决心：脱离教会！

兄弟二人出使朝鲜

马建忠在李鸿章幕下襄办洋务期间，参与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马嘉理案”。1874年英国为侵入我国云南，从缅甸派遣近二百人的“探路队”潜入云南边境。英国驻华使馆为配合入侵行动，特委派翻译官马嘉理接应。马嘉理一行在云南蛮允附近遭到当地百姓的狙击，其本人被击毙，“探路队”被逐回缅甸。英政府借机对清政府大肆要挟。在烟台进行的谈判中，马建忠、薛福成等作为李鸿章谈判的智囊随行。由于在此之前，马建忠已将中外情势及交涉之公理一一说与李鸿章，再加上马建忠以十分流利的法语，援引西方外交的公理法则作佐证，中英双方最终达成和谈结局，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马建忠出色的表现，博得了李鸿章的赏识。1877年由李鸿章领衔、沈葆桢及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等讨论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在奏折中，李鸿章特地保举马建忠以郎中身份随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深造，这使他成为晚清帝国海军学堂第一批出国留学的成员。

1880年4月，马建忠获法律硕士学位从法国学成回国。此时日本正得寸进尺，阴谋入侵当时为中国属邦的朝鲜。李鸿章接受了丁日昌的建议，主张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借以牵制日本，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1882年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心腹，三次受命出使朝鲜，即是为执行清政府的这种政策。光绪八年四月初六（1882年5月22日）上午九点，丁汝昌和马建忠乘舰于济物浦登岸，美舰同行。马建忠即为指授仪节，请两国使臣中坐行事。约本汉、英文各三册，均当场钤印签押。日本听说中国派人襄理朝美订约之事，甚是忌妒与惊奇。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马建忠一行回国。不久朝鲜国王又来函咨商北洋大臣张树声，请马建忠继往襄助与德议约。马建忠偕丁汝昌第二次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由马建忠“监盟”，朝鲜与美、英、德商约皆已订成。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初九，朝鲜汉城发生士兵和下层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和封建压迫的起义。原来因朝鲜国王无嗣，王后决定将大院君李应之子李熙召进宫入承大统，并由中国皇帝册封为朝鲜国主。李熙亲政后，大权逐渐落入闵妃手里。闵妃集团聘用日本军官崛本礼造为教练，训练新军，改革内政。各营兵士抗命起义，城市贫民也纷纷响应，数千人攻打王宫，袭击日本使馆，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使花房义质等冒雨逃窜。起义被阴谋夺权的国王生父李应利用，从而演变成了一场骚乱，史称“壬午兵变”。

日本政府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派遣外务相井上馨督率陆海军，偕同花房义质开赴朝鲜。清廷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获悉这一消息后，火速密电北洋大臣张树声。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马建忠奉电谕：径直至烟台会同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兵轮东渡。马建忠到朝鲜后，星夜派人详探此次兵变始末，并给张树声提出建议。马建忠的果敢建议得到张树声采纳，七月初七，威远、日新等五艘舰船载着吴长庆督率的二千淮勇开赴朝鲜。在如何平定动乱的讨论中，吴长庆也接受了马建忠的意见：首先诱擒大院君李应，这既可维持受中国册封的朝鲜封建王统秩序，又可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抵偿人命的要求有所交代，同时防止日本要挟朝鲜。这次平定“壬午兵变”，从定计、部署，到整个计划的实施，马建忠考虑得都极周密，可见他的聪明才智。张树声和李鸿章曾先后为马建忠请功。

其时，朝鲜政府也力图施行新政，故提请清政府派员协助。恰巧马相伯此时正在天津，他所学得的西学知识在兴办洋务中派上了用场，李鸿章即让他去朝鲜走一趟。马相伯作为朝鲜国顾问，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编练新军。他建议朝鲜政府改用西洋操法训练军队。第二件事，则是整理外交。他在朝鲜目睹了西方外交公使对中朝外交官员的轻视，所以总是设法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以及对国际时势的洞察力，来压倒那些高傲的西方外交公使，树立朝鲜的权威。马相伯还不辞劳苦，下去了解朝鲜民情，他起草了《上朝鲜国王条陈》，提出九条具体建议，请朝鲜政府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推广仁政，发展经济与教育事业。马相伯的忠心耿耿，赢得了朝鲜国王夫妇的信任与好感，闵妃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她想请马相伯亲自教太子。马相伯见太子没事就伴着宦官宫妾斗鸡走马，便提出应让他去外国留学。他说日本一旦进兵高丽，中国若不能抵御，太子必为阶下囚。闵妃深表赞同，但彼邦政府暮气沉沉，任凭马相伯怎样鼓动，其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真正施行时总是大打折扣。马相伯在朝鲜任职一年多，回国后常对人叹道：“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招商局换旗风波

1884年，李鸿章为重新整顿轮船招商局，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会办，马相伯则被委派去襄助调查上海轮船招商局各地分局账目。这年五月，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到中国沿海沿江地区，法国侵略军扬言要封锁长江口，阻断招商局的漕运出路，并“遇船劫夺”。马建忠见中法之间成骑虎之势，十分担心价值五百余万的招商局船产命运，心急火燎间向李鸿章建议：尽快使轮船暂用他国旗帜。盛宣怀也支持马建忠的售产换旗方案。为了保存民族航运业，经李鸿章同意，招商局最终做出了将轮船名义上暂时出售给外商，以便换旗行驶的决策。

当时招商局督办盛宣怀已回天津任所，贯彻与实施这一决策的重任落在了上任不久的马建忠肩上。马建忠在征得招商局主要头目的支持后，秘密邀请招商局的英国律师担文，调查各国律例成案。担文认为战争期间轮船换旗，“此万国通行之公例”。但在售产于谁，及换何国旗的问题又产生了分歧。总办唐廷枢主张与英商怡和洋行商议。担文则认为英律烦苛，美律简易，应换美旗为妥。马建忠采纳了担文的意见，决定与美国旗昌洋行协商此事。旗昌洋行出价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收买招商局全部产业及股票，另成立一“新公司”管理。旗昌洋行还许诺，将来招商局可按原价收回全部产业。马建忠将此事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却有些犹豫。等到时局进一步紧张，李鸿章终于答应时，旗昌洋行却趁机大敲竹杠了。经多方努力，双方于1884年7月29日终于达成了售产换旗的协议，在美国驻沪领事馆“押券”。招商局全部产业包括轮船二十六艘，小轮、趸船及其他设备等作价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押给旗昌。8月1日正式换旗过户，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营。

此次售产换旗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未及禀报清廷，这就为日后埋下了祸根。8月中旬，清廷严词指责李鸿章出售招商局“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李鸿章急忙上了《复陈商局暂售美国折》，百般声明事情的原委。由于清廷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保护招商局的办法，只得命李鸿章“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但那些股东不肯善罢甘休，一些人怒气冲冲到招商局质问原由，并在《字林新报》等报纸上刊登公启，指责马建忠擅自出售招商局财产。一些对李鸿章心存忌妒的士大夫，也借此发起猛烈攻势，骂李鸿章为“大汉奸”，马建忠为“小汉奸”。在此情况下，清廷下了一道谕旨，要李鸿章将马建忠送赴北京。李鸿章清楚马建忠如赴京必死无疑，便以留用为名，为马建忠求情。

中法战争结束后，招商局按原价向旗昌洋行收回全部产业。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旗昌洋行不久便因过度亏损将产权卖给了招商局。在招商局事件中，马相伯常常作为马建忠的替身四处奔走。他后来回忆说，那场风风雨雨把兄弟两人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此后，马建忠的权力越来越大，1990年春李鸿章又请马建忠担任上海织布局总办，而此时的马建忠还兼揽宁海金矿，并有进一步扩充之势。这引起了时任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的不满，为此马、盛二人展开了多年的角逐。1891年马建忠被迫离开招商局。两年后，一场大火焚毁了织布局，悲愤之下马建忠离开李鸿章幕府，回到上海以著译为业。而此时的马相伯，在世俗社会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后，也终于感到世俗生活太累了。1893年，他妻子和儿子死于海难，两年后母亲也病逝。马相伯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决心彻底脱离政界。他把两个尚未成年的子女托给教会保育，只身回到上海徐家汇土山湾，重新过起了隐修的生活。

（未完待续）

     《文汇报》2003年7月278日

续上期）

       中国语法巨著：《马氏文通》

       马相伯、马建忠兄弟重又团聚在上海，他们获得了在学术上互相切磋的机会。这为马建忠日后完成他的语法巨著《马氏文通》提供了充分保证。难怪后来有人说，政治上的失意，对于马建忠个人来说是人生中的不幸，但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却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语言学，马氏兄弟有着超常的天赋，他们不但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文，而且还熟悉古希腊文、拉丁文等西方古典语言；当然他们更通晓中国的文史典籍和汉语言学。早在法国读书时期，马建忠就曾获得修辞学学位。其时让马建忠难以容忍的是，西方学者一直不承认中国有语言学，甚至连19世纪著名的汉学家博布和施来格也持这种观点。

       西方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学包括语音学、语法学和语义学三个分支学科，而语法学是语言学中最基本、最踏实的一门学科。触发马建忠编写中国语法学著作的另一原因，是汉语学习的困难与低效。当时以拼音文字和白话文为核心的汉字改革运动正风起云涌，马建忠认为从拼音文字和白话文角度探讨汉字改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汉字语言科学本身的认识。当人们掌握了汉语的语法规律和规则时，其认识难度便会大大降低。而认识汉字的规律及其科学，中国古代典籍最具典范性，因此研究古代语言的语法也是汉字改革的重要任务。马建忠决心要编写一部中国的语法学著作，他要向外国人证明，中国有非常严密的语法体系。马建忠以拉丁文语法为理论参照，结合汉语本身的特点，在吸收传统训诂学中有关虚、实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并且在词法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句法进行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为了撰写这样一部著作，他平时读书，遇到较为特殊的语法现象的语句，常信手记下，作为研究的依据。所以马相伯后来称，《马氏文通》系马建忠“经二十年长期的记录”才写成的。

       在马建忠撰写这部巨著时，马相伯正着手编订《拉丁文通》。这是一部专门以拉丁文法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对东西方语言学的共同兴趣和同样精深的造诣，使他们常常就一些汉语语法学的概念展开讨论，甚至连汉语语法的内容及体系的确定，都是在两人切磋琢磨之下获得解决的。马相伯还是弟弟最最苛刻的批评者，《马氏文通》初稿写成后，马相伯认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脑力和时间。马建忠从心底里膺服，因此一下子删去三分之二。1896年《马氏文通》终于脱稿，全书总计十卷，分“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第一卷“正名”是对全书创立的语法术语和概念的诠释与界定。1898年商务印书馆刊行了木刻本前六卷；第二年秋，后四卷也正式刊行。几年间《马氏文通》的石印本、铅印本先后问世，印行达数十次，成为商务印书馆早期最畅销的图书之一。1902年绍兴府中学堂还将其作为新式学堂的正式语文教科书。不久经总理学务大臣审定，商务印书馆正式以学堂教材的名义出版了《马氏文通》。

       如果说过去的训诂学，只是用来说明字义，帮助读经，那么《马氏文通》则从语法上说明问题，不仅能帮助读经，而且还能帮助写作。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在撰写《马氏文通》的同时，还完成了另一巨著的编撰，即九十五卷的《艺学统纂》。这是一部有关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此书刊行于1900年，署名“丹徒马建忠眉叔甫编辑”。这年8月30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主持和议，又想起了赋闲在家的马建忠，要他担任外交助理，并令马建忠赶译一份俄国专电。马建忠译完电文已午夜，第二天清晨溘然长逝，年仅五十五岁。

       从震旦学院到复旦公学

       1902年，南洋公学教授蔡元培请年过花甲的马相伯教他学习拉丁文，与蔡元培一同来学拉丁文的还有高风谦等。拉丁文是西洋各国语言的根本，学起来难度相当大。徐家汇耶稣教会的法国人听说此事感到好笑。马相伯选择了拉丁文最有名的经典文学作品，如演说家季宰六的演说词等作为教材。蔡元培等进步很快，几个月后，经过考试，不但会说，而且还能写，这使法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南洋公学的几十名学生投奔到马相伯门下求教，甚至云南、四川、陕西等边远省份的青年也慕名而来。于是马相伯决定创立一所学院，以容纳四方有志青年。这时教会顺水推舟，1903年，依托天主教耶稣会力量创办的震旦学院正式成立，马相伯任监督（校长），项微尘任总干事，郑子渔任会计。

       震旦学院坐落在徐家汇天主堂内。马相伯把震旦学院分文学和质学（科学）两大类，确立的办学方针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马相伯的演讲风格世所共知。二十多年后，黄炎培曾记下他听的一次演讲：“我第一次听先生演说，听者人山人海。我以青年杂人群中，大概中国对于演说，知所注重，恐怕就是这时候起的。”马相伯声称震旦学院不谈教理，不讲政治，实际上当时的震旦师生们暗地里在搞反清活动，著名资产阶级革命人物于右任、邵力子和张鼎丞等，均出自该校。马相伯对青年学生的行动一直深表同情。而教会为遏制学校日益上升的革命势头，于1905年派安徽教区法籍传教士南从周接替马相伯，主持震旦教务。冲突的导火线于此点燃，签名退学者达一百三十人，没有签名的仅两个人，第二天震旦学院人去楼空。在教会张罗下，震旦学院组织了新的董事会，并宣布复校。但学生们坚决不从，这事引起沪学会的关切，并表示支持。马相伯被学生们的决心所感动，决心摆脱教会。很快，马相伯等人在报上刊载告白——《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宣布创建新校，这就是后来的复旦公学。复旦两字，出自《卿云歌》，其原文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既寓于脱胎震旦之意，又含有复兴中华的意义。

       马相伯为复旦公学选定的校址，最早是上海吴淞镇提督行辕衙署旧址，这一地盘是他与两江总督周馥交涉所得。复旦公学拟定首届招生一百六十名，除前震旦学院的一百二十人外，再向社会招考四十名。1905年7月24日，在上海静安寺张园，学贯中西的两位学者严复和马相伯主持了复旦公学首届入学考试。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开学，马相伯被公推为校长，总务主任为袁观澜。马相伯邀请了一批专家学者来复旦公学授课，如当时教授管理法的是严复、袁希涛、熊季廉等专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相伯聘请到了一批归国的欧美留学生来复旦公学授课，其中最典型的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李登辉（1873－1947年），马相伯让李负责全校教务。1917年复旦公学升为复旦大学。而在此前的1913年，马相伯已退休离开了复旦。也在这一年，马相伯与英敛之在北京成立辅仁社。1926年在马相伯及英敛之努力下，辅仁大学正式创立，二人竭力推荐历史学家陈垣任校长。

       鼎力救助“七君子”

       1936年11月22日子夜，国民党上海当局逮捕了主张抗战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七人，制造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此时的马相伯也在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就在四个月前，马相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斥责南京国民政府为“缩头乌龟”，斥责政府不去抵抗侵略反而压制民众的爱国运动，这是充当日本人的“帮凶”。最后马相伯甚至说：“中央就好比委员长，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马相伯这篇有名的《救国谈话》，登载在《救亡情报》上。蒋介石极为恼火，他对于右任说：“你的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考虑到马相伯的崇高威望与社会影响，蒋介石无法对他直接下手，于是便通过于右任转告马相伯说：“蒋某决心抗日，请晋京共商国是。”想通过这种方法把马相伯调离上海，到南京后就可以对他加以控制。

       为能把这件事办成，于右任不得不请出南京教区主教于斌，请他以教会的名义前往上海，劝说马相伯晋京。从民国初年开始，马相伯即致力于传教士本籍化。当初他听说于斌主教到了南京，就认为是替中国人争了气，这次于斌召他前去管理一些教务，自然无法推托。马相伯到南京后，才听他的秘书万国华说，就在他们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七君子”被捕了。他异常气愤，立即投身到了营救“七君子”的活动中。他首先致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想通过国民党内的实力派人物来说服蒋介石。紧接着又会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一起亲笔签名，向全国同胞发表了《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政府无条件恢复被捕九位（指‘七君子’和11月28日在南京被捕的孙晓村、曹孟君）先生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同胞”。

       冯玉祥接函后，立即致电蒋介石，拟请释放，以示宽大。蒋介石对此不置可否。冯玉祥意识到仅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又发起十万人签名请愿运动，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七君子”。一时间，全国上下纷起响应。在全国声援救助“七君子”的运动中，北平大学生救国联合会罢课两天赴南京请愿；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也先后专电营救；甚至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家杜威等十六位外国名人亦联名签署发表电报呼吁营救。旅美华侨为营救“七君子”还发表了告海外同胞书，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七先生并立即允许马相伯先生还沪”。为了尽快救出“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还发动了“入狱运动”，给蒋介石施加压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事变一发生，国民党政府就说这是救国会“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陈果夫、陈立夫更别有用心地提出处决“七君子”。在这紧要关头，冯玉祥立即站出来阻止，并出谋划策派人保护“七君子”，以防二陈派人暗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获悉在解决事变过程中马相伯及于右任的态度相当积极，因此从西安回南京不久，即派人问马相伯有什么要求。马相伯当即写了五个大字：“释放政治犯”。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局面形成，蒋介石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无罪释放“七君子”。8月3日，被关押八个月之久的“七君子”出狱了，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杜重远先生赶赴南京大方巷马相伯寓所致谢，并摄影留念。相片印出之后，沈钧儒在相片的左下方亲笔题写了六个大字：“惟公马首是瞻”。

      1939年11月3日，百岁老人马相伯在越南谅山逝世。

      摘自《马相伯》薛玉琴、刘正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文汇报》2003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