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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魏碑述略
自清嘉道间魏碑受到重视之後，书法家对魏碑大加青睐，然而那麽多魏碑的研习者，言必称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和邙山墓志，只知洛阳而不知有大同，对北魏体的发祥地大同的北魏石刻和墨迹却知之甚少。这无论如何是中国书法研究的一大缺憾。下面，我想就大同的魏碑作品及其意义作点简略介绍和说明，以求对时下的书法研究特别是魏碑研习有所裨益。
一、大同魏碑擧要
迄今为止，在大同发现的北魏碑刻和墨迹已达数十种。就形式而言，有记事碑、墓志铭、发愿文、瓦当和墓砖文字、瓦刻文字、木板漆书等种类。就时间而言，可分早、中、晚三期。
早期为太武帝拓跋焘到献文帝拓跋弘时期（四二0年——四七六年）或更早。主要有：
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四四三年）的《嘎仙洞祝文刻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现，刻在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中（图一：1，2）。
文成帝兴安三年（四五四年）的《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近年在大同街头偶见拓片，想是近一二年自大同城南的沙场出土後流落民间。
文成帝和平二年（四六一年）的《皇帝南巡之颂》，已残，原在灵丘县南十多公里的笔架山御射台，近年移至山下的觉山寺院内（图二：1，2）。
孝文帝延兴二年（四七二年，此时事实上还是献文帝当政）的《申洪之墓志》，建国前出上於大同市附近的桑干河南岸，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孝文帝延兴四年（四七四年）的《钦文姬辰墓志》气，一九六五年出土於大同市东六公里的石家塞村司马金龙墓。
此外，一九九五年在大同城西南金属镁厂工地出土的《宿光明冢》（图三）和一九九七年在城东南智家堡沙场弃物中发现的《王羌仁冢》（图四）两块墓砖，很可能是平城建都初或建都前之旧物。
中期为孝文帝太和元年至迁都洛阳止（四七七年——四九四年），主要有：
太和七年（四八三年），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的《邑师法宗造像题记》（图五），以及散见於造像周围的“文殊师利菩萨”“大势至菩萨”等题刻。
太和八年（四八四年）的《司马金龙墓表》、《墓铭》以及随葬木板漆画题字、木板漆书。一九六五年在城东六公里的石家塞村出土。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太和五年至十四年（四八一——四九O年）的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富贵万岁》（图六）《传祚无穷》瓦当文及九十年代初在永固陵发现的碑石残片。
太和十三年（四八九年）云冈十七窟南壁的《比丘尼惠定造像题记》。
太和十年至十五年（四八六——四九一年）的平城北魏明堂瓦刻文字。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在大同城南柳航里建筑工地出土。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此外，尚有云冈十八窟窟门西壁的《大茹茹可敦发愿文》残石、三十五窟外壁的《吴天恩造像题记》二种，不明雕刻年代，亦当为中期作品。
後期为太和十八年（公元四九四年）迁都洛阳後的北都平城志石。主要有：
宣武帝景明四年（公元五O二年）的云冈石窟《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为一九五六年清理二十窟前坍塌物和积土时发现。
宣武帝正始元年（五O四年）的《封和突墓志》，一九八O年在大同城西八公里的小站村附近出土。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宣武帝永平元年（五O八年）的《元淑墓志》，一九八O年在大同城东十公里白登山南麓的东王庄出土。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宣武帝延昌二年（五一四年）的《高琨墓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大同市城东南五公里的寺儿村北俗称三皇墓中出土。现存同市博物馆。
此外，一九九五年在城西南金属镁厂工地出土的《居姑臧焉》墓志残片（图八），以书体风格分析，亦当是迁洛後之物。
二、大同魏碑的书法艺术
大同即秦汉到北魏的平城。从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三九八年）到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年）北魏建都於此。历经六帝九十六年。鲜卑拓跋氏在这裹经过近百年的发奋图强和苦心经营，终於完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鲜卑政权汉化即封建化的改革进程，并统一了中国北方。平城作为当时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不仅出现了像道武帝、太武帝、文明太后、孝文帝以及崔浩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留下了以云冈石窟为标志的诸多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产生了我国书法史上一种全新面目的书体——魏碑。正如南都洛阳的龙门石窟、永宁寺、明堂辟雍完全是按照北都平城的武周山石窟寺（云冈石窟）、永宁寺和明堂辟雍规制重建一样，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真迹，对於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只有把大同魏碑和洛阳魏碑加起来才能够完整地再现魏碑书法从初创到成型再到成熟的全过程。因此，从大的时间概念讲，大同魏碑可以称为早期魏碑，洛阳乃至邺城魏碑则是中晚期魏碑。
这种大概念上的早期魏碑，比之迁都洛阳後的晚期魏碑，其突出的特徵，可以用古拙、朴茂、庄重、雄浑来概括，反映的是一种盛世景象。从书体分析，北魏前期官方正式场合多用楷隶或隶楷。迁洛後平城的铭石书法，则与洛阳同时期的书风趋於统一，即以方笔楷书为主，问或有隶楷辅之。
大同魏碑，虽然存在同一时期各种书体共兴共用的现象，但从时间上也可看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轨迹来。我们不妨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分而论之。
早期碑石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隶书面目、楷书章法，《嘎仙洞祝文刻石》与《钦文姬辰墓志》即是。但因前者是朝廷大员受命以皇帝的名义到四千里外寻根祀祖，祝辞刻石，自然是一种玄奥而博大的宫廷气象，而後者是刻在一块小型志石上的贵夫人墓志，则显出几分天成和真率来，其雅拙之象可舆《爨宝子碑》媲美。第二类是庄重肃穆、森严峻整的隶意楷书，《皇帝南巡之颂》与《王亿变墓碑》即属於此类书风。前者是皇帝巡幸纪事的大型碑石，原本是宏篇巨制，残断部分尚存二六OO多字，书手的高明、刻工的精到都增加了这一珍贵文物的份量。後者虽为径尺小品，但却书刻俱佳，落落大方，这方墓志很可能是现今存世的最早北朝墓志，其珍贵之处不言自明。第三类是质朴高古、天趣盎然的民间书风。如果《申洪之墓志》是半官半民的话，那麽《宿光明冢》与《王羌仁冢》两种墓砖文字，则是完全意义上的早期民间魏碑书风。
中期大同魏碑，是北魏王朝处於鼎盛时期的书体，此时的魏碑正处於定型阶段。种书体不可能不反映其时代的特点，它使人感到一种向上精神和太平气象。其书风雍容华贵者，当推司马金龙墓志及其墓砖文，个水固陵碑石残片》虽然只存数字，但仍强烈地表现着这种时风和书风；其书法虽为率意之作，却雄强沉稳、从容不迫者，有云冈石窟《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造像题记》，虽与《司马金龙墓铭》、《墓砖》同时，却以方笔经体楷书手写体出现的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题画词和木板漆书，不仅比同时期石刻文字更为珍贵，更具观赏和研究价值，而且还证明在北魏的早中期确乎存在一种与当时官方隶楷书体并行的方笔楷书；宽博浑厚的皇家建筑瓦当文字和多彩多姿的明堂瓦刻文字，其价值既在书法本身又超乎书法之外。

晚期大同魏碑（从时间上看，这个晚期相当於洛阳时期的早期），在大同发现得不算太多，而且跨度不到十年，但却件件精美。其中以云冈石窟《昙媚造像记》时间最早也最为精彩。其书体宽博开张，用笔方圆并济，看似率意为之，实则笔笔不苟。过去我通过两相对照，认为它与《郑文公碑》同出於北魏大书法家郑道昭之手，其後在云冈石窟第六窟南壁发现一组小型造像下的『道昭』题名後，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判断的可靠。余如《元淑墓志》的精美奇峻，《封和突墓志》的方整大度，《高琨墓志》的成熟内撅，都是十分难得的。
三、大同魏碑的意义
今天，我们提出大同魏碑这个命题，并将其纳入书法研习者的视綫，其意义至少有下面三条。
第一，百多年来，人们开始注意魏碑、重视魏碑，这是中国书坛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许多研究者却把目光主要放在了晚期魏碑上，这是不科学、不全面的。这种眼界和方法必然制约研究，影响研究效果。现在我们把大同魏碑公之於世。这就给这个领域的研究增添了资料，拓宽了视野。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终北魏一朝一个半世纪官方和民间的书法状况，以及魏碑书法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而了解大同魏碑与汉隶与洛阳魏碑，以至唐代楷书的承继关系，了解它与南朝书法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关系等等。
第二，平城魏碑中，在过去传统书法中少见或未见的一些书刻形式，进一步丰富了魏碑乃至整个书法的研究对象。且不说《皇帝南巡之颂》的宏大、《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那种袖珍式碑形墓志的奇特给予书法研究者的惊喜，当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木板漆书手迹和各种字体的瓦刻文字非常鲜活地摆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它也势必会给传统的书法研究特别是魏碑书法研究吹来一阵清风，甚至是带来一种冲击，至少是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些结论恐怕要因此而改写。
第三，随着大同魏碑的揭密和研究的深入，势必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动整个北魏文化甚至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如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对研究云冈诸窟的分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又如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大同发现一方平城建都时期的拓跋氏或其他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墓志，这对於研究北魏早中期北方代人的一些习尚，特别是他们一贯地崇尚节俭的风气不是没有意义的；再如，永固陵及北魏宫城范围不断发现的《富贵万岁》、《大代万岁》等瓦当，规制之大，造型之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这个政权的国力和民族精神；明堂瓦刻文则对北魏中期皇家建筑队伍的成分、工程的组织形式和施工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再如，我们现在在大同能够看到的北魏迁洛後的墓志和造像题记奉不算多，且多集中在迁洛後的前十多年间。至今还没有发现一方孝明帝时期，特别是孝昌元年（五二五年）以後的墓志或刻石。这说明正光五年（五二四年）六镇之乱对於旧京平城的破坏是多麽严重。这次变乱後，可能迁都时留在乎城的名门望族、达官显贵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南迁，平城从此又重新沦为边鄙之地，一蹶不振。
综上述，大同魏碑对於整个书法史及北魏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不可低估。
（原刊于1999年第一期《书法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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