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神明之地

　　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多数是“逐水草而居”，流动迁徙，居无定所的。因此，期望这些游牧民族在建筑文化上有长足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崛起于松花江上的女真族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城塞部落民族，一种有领土意识且居有定所的半游牧半农业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修过长城的少数民族，就是女真族。女真族跟北京城的渊源很深，公元1153年，完颜亮正式把金的都城从东北的会宁府迁到燕京，改名金中都，从此北京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 　　这个城塞部落民族建立的国家，在城市建筑上是卓有建树的。金中都的宫殿极其豪华，承袭了北宋崇尚奢丽纤巧的风格。金世宗在中都东北郊浚湖垒山修建的大宁宫行宫区，吸引了元世祖忽必烈，使这位纵横欧亚的马上皇帝为之心动，在版图辽阔的统治区域内，选中了金中都作为大元的首都，从此，奠定了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政治中心的地位。设想，如果女真族不是一个善于学习而且乐于建筑的民族，如果金世宗没有在今天的北海一带兴建行宫，忽必烈于何时何地定都建元就很难说了，中国历史也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了。 　　金的建筑历经战乱，在北京已经基本上看不着了。只有一座石头造成的大桥供人凭吊。这座石头桥名气之大，居然在宫殿、苑囿、园林、塔寺、府第林立的北京，挤进了“燕京八景”的行列。它就是曾在元朝供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的“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卢沟桥。

　　从北京西北流向东南的卢沟河（即今永定河），又称桑干河，源出于山西，流经北京后奔泻东南入海。自古以来，这条俗称“小黄河”的卢沟河，每到夏秋之际，山洪暴发，河水从它的发源地海拔千余米的雁北高原滚滚东下，到了北京地区形成了奔腾澎湃、一泻千里之势，而当时地处北京西南的卢沟渡口，是华北大平原通往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各地的必经之路。在金以前，这条运输通道只有一座简陋的木桥，遇大水根本无法通行。据《金史·河渠志》载：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卢沟河大水漫泱，“决于显通寨”，于是皇帝诏征大都附近三百里内的民夫进行堵塞，但未绝后患。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金世宗认识到卢沟河是“使、旅往来之要津”，于是下令修建石桥，但尚未动工，世宗亡。章宗继位后，继承世宗遗命，用三年时间，在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建成这座石桥。它是一座11孔的联拱石桥，全长266.5米，宽9.3米，是华北地区最长的石拱桥。卢沟桥建成后，成了京师西南的门户，往来的士官商旅从这里经过，卢沟桥畔，旅舍鳞次，驿通四海，行人车马，如纷如织。 　　卢沟桥最有名的是桥栏望柱上的石狮子。北京有句俗话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此是老百姓极言其多，很有点引以为荣的意思。其实还是数得清的，总数是485只，同桥东宛平县城墙的垛口，以及东西两个城门的门钉数目完全相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定寓含着某种意义。 　　石狮子的多少是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桥梁工程师和水利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卢沟桥的桥墩。桥墩的形状犹如一只平面的船，迎水的一面，砌成很长的分水尖，它的作用是分开水势，减少流水对它的冲力。每个桥墩的尖端还有一根三角铁柱，深插在河底，老百姓呼之为“斩龙剑”。所谓“龙”，就是洪水，洪水冲到桥墩前，首先碰到的不是石桥墩而是铁三角，它把洪水劈成两半，分流向两侧的桥涵洞。尤其是春天冰凌冲桥墩时，铁三角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劈冰斩浪，抗击“恶龙”，锈了还可以随时更换，就像给迎水的桥墩戴上了铁盔铁甲。卢沟桥的11个拱券砌筑方法与一般桥梁不同，采用纵联式，把整个拱券联结成一体；同时还在桥墩和拱券的各部分，用腰铁和铁件把石块联结起来，增加了砌石之间的拉联力量，使桥分外坚固。卢沟桥的主体屹立了八百多年，经受住河水的轮番冲击而巍然不动，充分显现了金代精湛的桥梁工程技术。

　　“卢沟晓月”从金代开始就是“燕京八景”之一，成为诗人吟咏的一个主题。远山、近水、晓月、古桥融为一体形成了“卢沟晓月”的意境：晨曦初启，天幕一片湛蓝。卢沟桥望柱上蹲踞的485只石狮的剪影镂刻在天幕上。远处传来几声村鸡的啼叫，启明星升起在天空，半轮残月正好高悬桥头。赶早的人们送着月亮，迎着晨光，踏着早霜，在这阴阳交割、昼夜交替的时辰开始一天的生计。进出京师南往北来的征车响着铃铎急急地从桥上驰过，赶他们的远路去了。一二闲人，特为此景戴月而来，此时此刻，悠哉游哉，寻诗觅句，把栏杆拍遍。俯望卢沟，但见晓光残月，照得浑河如练，远眺西山，疏星淡月之下，平郊淡霭，断岸微光，群山如黛，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 　　就在这八百年风景如画的地方，1937年7月7日，驻扎在永定河西岸的日本军队发动了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从桥西进攻桥东的中国守军。中国守军奋起反击，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

　　中国很早就进入了较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已经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从对星辰出没、日月运行的观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年、月、日等时间长度的概念，进而产生了初始的历法系统。由于占卜活动的需要，人们对天象变化，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极为关注，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重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天象记录的传统。 　　据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专司对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进行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由此不难推得一年的长度。这是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早期形态。据研究，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在尧帝时，即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作为一年四季的标准。据推算，这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时的实际天象。 　　由上述记载，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现，也就是说，其时已应用了测量时间的器具。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原始起点，即已确定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观测天象、编算历法和设计制造中国特有的天文仪器。这一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没落，最终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漫长演变过程。而建于元代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位于今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的元司天台（清改名观象台）遗址，则正好经历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从巅峰到没落到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过程，既代表了东方文明昔日的辉煌，也记录了中西文化交融汇合的历史。

　　观象台上原有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和王恂监制的天文观测仪器16件；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十一年（1446年）和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又先后仿制多件。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和水利工程等科学技术领域中成绩卓著。他一生先后设计制作的天文仪器约有20种，如著名的河南登封观星台，另外还有仰仪（用于测量地方真太阳时和太阳视赤纬，亦可用于观测日食）、玲珑仪（用于观测日、月的赤道坐标，又有假天仪的功能）、正方案（用于厘定方向和测量地理纬度）、七室灯漏（自动报时仪）和水运浑天漏（自动演示日月星辰运行状况的仪器）等等。它们无不具有结构新颖、实用有效的特点。郭守敬在此领域中，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和创新之众，勇冠历代天文仪器制造家之首。 　　他主持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工作，对恒星位置测量、冬至时刻、回归年长度、五星近日点黄经、月亮过近地点和降交点的时刻、平朔时刻、北京每日太阳出入时刻、冬至时太阳所处恒星间的位置（冬至日躔）、五星平合时刻等一系列天文数据，进行了长期仔细的和带创造性的测量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明代建国后对天文历法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策“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使历法在民间几成绝学，而少数经政府批准有幸涉足天文历法的官员，也只能自甘保守，徒以应付，以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传统自明初开始，到明万历年间的约二百年中，完全陷于停顿状态。等到明末，正当人们渐渐从二百多年的迷蒙中醒来，开始发掘传统历法并有所发现的时候，西方传统的天文学知识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开始传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两种不同体系的天文历法相互交锋，又彼此融会的复杂过程。

　　清代康熙皇帝是位对西学有浓厚兴趣的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他命传教士南怀仁制作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又命传教士纪利安制作地平经纬仪，认为“郭守敬仪器不可行于今”。1723年，由于清朝廷顽固守旧派的攻击，清雍正皇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自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一百余年中，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愈演愈烈的文字狱，严重摧残了天文学的发展。如果说明末清初中国传统历法还可以与西方传统天文学相媲美，到此时则无以望其项背了。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清王朝将“观象台所有旧仪座架废铜，着即为制造新仪之用”，一批珍贵文物被当做废铜使用了。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德法两国侵略军将观象台的仪器劫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归还中国。1933年日军进逼华北，“古物南迁”，其中浑天仪、简仪、圭表、小地平经纬仪各一件、漏壶两件，运往南京，现在分别陈列在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北京观象台还留下康熙年间制作的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玑衡抚辰仪等8件仪器。 　　现在，这座比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还要早四个世纪的古观象台已经修缮一新，完全保持旧观。台顶长方形，东西长24米，南北宽20米，8个石座上安放着标志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就的天文仪器。它们像几百年前一样，年年月月，朝朝夕夕，迎送着北京的太阳和月亮。

　　大同的九龙壁是用琉璃砖拼砌而成的，所谓琉璃，是一种以铅硝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的铅釉制品，在800℃—900℃的温度中即可烧成，和瓷器1200℃以上的温度相比，显系低温，因此一般都称它为低温铅釉。它的坯胎主要是用黏土（元代以后亦有用高岭土者）做成。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铁、钴、锰、锡等几种金属粉末，在氧化气氛中成色。 　　北魏时期，京都平城（今大同市）大兴土木，鲜卑人第一次采矿石烧五色琉璃用于其新建的宫殿上，作为屋顶的装饰艺术部件。事实上，公元前4世纪中国已有低温铅釉制品，但到汉代才开始有琉璃之称，那时候琉璃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广泛，在宝石、窗扉、器皿和墙壁间，琉璃被作为镶嵌物使用，但尚未使用到建筑物屋顶构件之上。 　　山西是中国琉璃的主要产地，琉璃制作业或子袭父职，或师徒相传。元大都皇宫的琉璃，就是山西赵姓匠师承做；明清两代宫殿的琉璃，是赵姓后裔与太原苏姓匠师分别烧制；清初沈阳宫殿的琉璃，也是山西侯姓匠师烧作。 　　明代是山西琉璃制作业空前隆盛的时期，所遗精美作品也特别多。这个时期，在砖砌影壁上镶嵌琉璃团龙，似乎是皇宫王府的新兴装饰。这种琉璃龙壁，有独龙、双龙、三龙、五龙、九龙不等，其中大同九龙壁，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琉璃龙壁。 　　大同九龙壁位于大同城区东街路南，坐南朝北，全长45.5米，高8米，厚2.02米，分成三个部分：底部是一个高大的须弥座，高2.09米，其上为壁身，上部覆以斗拱和琉璃瓦顶。

　　壁身是九龙壁的主要部分，高3.72米，两个侧面分别为日月图案。南向壁面由426块特别烧制的五彩琉璃构件拼砌而成。九条大龙飞舞奔腾于波涛云气之间，中间隔以山石水草。正中一条龙是照壁的中心，也正对当年明代王府的中轴线，所以它的姿势也是端正的：龙头向前，正视王府的端礼门，龙身向上卷曲，龙尾向后摆动，看上去似在端坐。这条龙为主龙，颜色也是主色，即正黄色。主龙两侧的第一对龙为淡黄色行龙，龙头均向东，而尾则向着中心坐龙，构成对称的图案。主龙两侧的第二对龙为中黄色行龙，头均向西，两龙构图基本相同而局部有别。主龙两侧的第三对龙为紫色飞龙，姿态飘逸，且不对称：西边的飞龙似由天空奔驰而下，龙头已入海中而龙尾还在天空中长曳翻动；东边的飞龙则是龙尾高悬，龙身蜷伏，龙头凝视前方，有如刚自天空降下而又从水中奋起之姿。最外侧两龙为黄绿相间的坐龙，形象各异，不相对称。九条大龙不同的姿态，参差变化的颜色，使得整座龙壁构图生动灵活而又色彩绚丽。分别矗立于北京故宫和北海公园中的两座清代九龙壁，不仅规模要比大同九龙壁小得多，而且在龙身的雕塑上，远不及大同九龙壁的雄浑、古拙、硕壮、有力，色彩也没有这么深厚沉重。

　　莫高窟是世界闻名的敦煌艺术宝库的正名，但当地的人们却管它叫千佛洞。离开敦煌县城20多公里处，那像蜂窝般的无数洞窟，就修建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交接处的峭壁上。虽然经过千百年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的损坏，但是直到现在，还有492个洞窟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洞窟，大者如礼堂，小者如灶洞。每个洞窟的四周和天顶以及窟内佛龛的四围，无不绘满了各式各样的壁画，就连地面上也都铺砌着各种纹样的花砖。据统计，如果把全部壁画展开接连起来，可以伸展25公里长。窟内还有2415尊彩塑菩萨，若把他们的尊驾请出洞来，沙漠中将出现一支看不到尽头的队伍，华衣飘举，环叮当，仙乐袅袅……其浩繁丰富，难以想象。 　　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据说当年有个叫乐傅的和尚，在附近散步，正好太阳快要下山，阳光直照在古老的三危山上，反射出万道金光，山上大大小小的岩石，在金光笼罩之下就像千万尊佛。乐傅被这伟大而神秘的景象惊呆了，他认为这是佛的启示，于是就在三危山对面的崖壁上修凿了一个洞窟。这就是莫高窟创建的开始，距今一千六百多年了。嗣后，经过苻秦、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历近千年的凿窟、修龛、绘画、塑像，莫高窟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与麦积山一样，是石质比较松脆的地区，不宜雕刻，主要的艺术创作是壁画和泥塑。壁画和彩塑融为一体，是莫高窟的一大特色。尽管彩塑非常精彩，尤其是唐窟里的菩萨，其妖冶美艳冠绝中国艺术史，但莫高窟真正让世界感到震惊的，是它的壁画。 　　莫高窟的壁画依其内容可大体分为故事画、经变画、装饰图案画和供养人像四大类。其中故事画和经变画是最主要的两大类。

　　故事画又可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宣传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佛传故事，如北周第290窟，以近80个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从诞生到出家的主要情节。人们仿佛亲眼看到释迦牟尼从兜率天上骑着六牙白象下降人寰，九龙吐水为他洗浴，一降生就走了七步，口中大声宣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人们还仿佛看到他读书、习艺；看到他结婚；看到他出游，在城门外遇到老人、病人、死人与和尚；看到他夜半乘马逾城逃走；看到他剃发出家。人们还仿佛看到他修苦行，不吃东西，修了六年，把眼睛修得深如古井。人们又仿佛看到他翻然改变主意，毅然放弃了苦行，吃了农女献上的粥，又恢复了精力，走向菩提树下，同恶魔波旬搏斗，终于成了佛。成佛后到处游行、归示、度子，年届八旬，在双林涅，故事画的第二类是佛本生故事，即关于佛在他出世前五百年间各种积善行世、不断转生教化众生的故事。大致有几十种，都是表现他前世以各种不同的世俗形象施头、割肉、喂鹰、挖眼、身钉千钉、舍身饲虎的悲惨场面，歌颂他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割肉贸鸽故事即所谓“尸毗王本生”。“尸毗王者，今佛身是也”，即释迦牟尼成佛前经历过的许多生世中的一个。这故事是说，一只小鸽为饿鹰追逐，逃匿到尸毗王怀中求救，尸毗王对鹰说，“你不要吃这小鸽。”鹰说，“我不吃鲜肉就要饿死，你为何不怜惜我呢？”尸毗王于是答应从自己身上割下相当于小鸽体重那么大的一块肉来换取小鸽的生命。他找来一杆秤，一端放鸽，一端放自己身上割下来的肉。奇怪的是，他把整个股肉、臂肉都割尽了，仍然没有小鸽重。于是尸毗王竭尽全部气力把自己整个身子投在秤盘上，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来作抵偿。结果大地震动，鹰、鸽不见，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北魏窟中描画了这个悲壮的情景：尸毗王盘腿而坐，身躯高大，头微侧，目下视，安详镇定。他一手抬举胸前，一手手心里站着向他求救的小鸽。下面是矮小而满脸凶狠的刽子手在割腿肉，鲜血淋漓。周围配以各色人物，表情或恐惧，或哀伤，或感叹。飘逸的菩萨在旁飞舞，流畅的衣裙像强烈的音乐和声衬托这庄严的牺牲，肉体的极端痛苦消弥无形，突出于画面的，是心灵的平静和崇高。故事画的第三类是宣扬度化事迹的因缘故事，如“五百强盗成佛”。古代萨罗国曾有五百人造反为盗，国王波斯匿派大军征剿，五百强盗战败被俘，遭受酷刑，挖去双眼，流放山林。佛以神通力吹雪山药使五百强盗复明，并现身为之说法，终使五百强盗皈依佛法，剃发出家，最后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