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年前的旧稿，写的时候也只是为一时之快，纸稿就丢在袋子里，电子稿一直找不到了。前些天，纸稿拿出来用用，结果留底的时候，又少复印了一张，以为今生在见不到了。昨晚，忽忽在一个磁盘里找到了电子稿。高兴之余，贴上来，大家多批批。写此文的时候，教师职业还刚在最受人尊敬的职业社会调查中，排在第二的位置。而如今，成了倒数的四大金刚。亦可为之感慨。
董国军
人类刚从猿类分化出来的时候，生产能力很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只能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群体，以谋生活。随着原始人类活动范围的增加，慢慢产生了氏族和部落，这就是传说中的原始社会。因为生产能力很低，当时也就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是其中的强者、智者。他们共同为生存而斗争，做首领的，如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不仅要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而且要积极为氏族、为部落的生存发展而努力，有时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传说神农氏就是口尝百草，九死一生才完成了巨书《本草》。而禹的父亲鲧则因没治好水，死掉了。当时天下也是大家的天下，因此，才有尧、舜、禹之间的相互禅让。当时做官确实是很苦的事，传说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尧以天下让许由，而许由竟然不接受，因为当老百姓可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无忧无虑，潇酒自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劳动有了剩余，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也就显现出来，并越来越大。因此，大家就开始争夺首领的位置。禹死后将天下禅让给伯益，但伯益没能继承，而被禹的儿子启夺了去。从此中国进入了有阶级的社会，即有国家概念的社会。国家出现以后，人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有的人当官，有的人做学问，还有更多的人则只是靠力气活命当老百姓等等。
私有制社会里，天下是一人的天下，帝王可以随心所欲。只是荒淫骄侈的帝王也没有几个得到好下场，真正有成就的帝王，还是不能随心所欲。开始主要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即孔子说的“敬天”。再往后来，帝王及其谋士们重新发现了人民的重要，如荀子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有威望，还要“敬德”。不仅帝王如此，还要要求大家特别是当官的也要如此，曾参说要“日三省乎吾身”。而大概是宋时一个大官吧，据说每天晚上要焚香而拜，反思自己一天里做的事情上是否对得起天，下是否对得起地，中是否对得起心。当官最要讲的是忠，忠孝不能两全时，是要舍孝而取忠的。但什么是忠，帝王说是要忠于他一人，这种忠只能算是愚忠。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君王荒淫，不以礼使臣，那么做臣子的也就没有必要再为之尽忠了。这就是古代演义小说中常说的“飞鸟择良木而栖”。而且在帝王或皇亲贵戚个人利益与国家或老百姓利益发生矛盾时，有些当官的确实还是肯为国家或老百姓考虑的，如包文正的刚直、老寇准的机敏、杨家将的忠烈等，直到现在还广泛地被百姓传颂着。
刚开始的时候，做学问与做官很难区分开来，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后来虽然很长时间里，这种现象都存在着，但做学问与做官却被明确为两个概念，而且也有许多人开始专门做学问了。古人做学问一向是很严谨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种被孔子称为良史的治学态度，一直为人们所赞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万世开太平”也一直是后来许多学者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学以致用的“实学”也一直是古人做学问的主流，“实事求是”、“格物知致”则是做学问的主要方法.特别是明末清初，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间尖锐的情况下，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学问家，将古代做学问的学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自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民风的存在。开始的时候，因生产力低下，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充分发挥群体力量，十分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后来有了私有财产，这种面貌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或还如老子说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宁静淳朴吧，亦或如陶渊明说的“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景象。总之，远古时候，民风是很令人向往的。只是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风不再象远古时的“闷闷”、“昏昏”式的淳朴了。这时，许多人开始感慨民风不古，而另一些人，则开始思考如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问题。儒家提倡以仁义道德的伦理纲常维持社会的和谐；法家提倡用法制来约束老百姓，达到社会的有序；道家则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要“将以愚之”，要“绝智弃圣”，“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要“绝学”，想通过这种愚民之策，达到天下之大治。
后来做君王的，虽然都口头上提倡儒家学说，但背地里还是多用法家权术，即阳儒阴法。而且为了保一己之天下，更是向往道家的大治之道。但社会的发展自有它们自身的规律，做君臣的也驾驭不了的。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特别是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之后，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知识了。这时，就出现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效果不很大，因为取其天下的“项羽原来不读书”。但尽管如此，其后两千多年里，各朝各代因文致祸的还是不少，以至于到清代康熙、雍正朝，为了加强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大兴文字狱，将这种“绝学”之策达到了极致。
清代康熙、雍正朝的文字狱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首先是带来了学风的转变，出现了乾嘉学派。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倡读书，强调实用，贵重证据，其目的是“经世致用”。后来乾嘉学派虽重于证据，长于考证，治学态度严谨，治学方法精密，但对“经世致用”精神已开始淡薄，钻进古书推里，崇古信古，“大都不论是非”，“株守汉学而不求是”，对现实问题不复问津。这种远祸避害的学问家，在对古文字学和古韵的研究上，成果突出；对古藉的整理、考订、校勘、辩伪和辑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重视客观资料的收集、归纳、考证、研究的治学方法，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脱离实际的消极学风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发展，影响了清代学术的活跃。其次，做官的人的官风也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人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到方便时，给皇帝佬提个醒，算是内不愧良心，至于对得起天地不，则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另一些人则是投皇帝之所好，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以换取自身的荣华富贵。乾隆性喜游乐田猎，又好大喜功，一生六次南巡，并大兴土木。做臣子的的则极力去满足他，为他粉饰虚假繁荣，这更使乾隆本易腐化的帝王心理更加腐化，最终将这种“繁荣”引向了衰落。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贵族王公、官僚富商无不宅第巍峨，婢仆成群，金货山积，整天在花天酒地之中，官场贪污腐化，贿赂公行。贪污之风影响到军队，使军政废驰，纪律败坏，士无斗志，武装力量大大削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朝的和珅，堪称这一时期官风的典型代表。和珅没什么真才实学，但因善于察颜观色，揣摩逢迎，故成了清朝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的权相。而和珅到嘉庆朝被抄家杀头时，收缴资产总计不下白银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次，老百姓中的民风与皇帝臣子所希求的不同了。
乾隆后期，人多地少，谋生困难，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历年发生水旱虫灾，粮价腾贵，饥民遍野，社会秩序日益动荡。终于在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和天理教起义等。自此，清王朝日益没落，并最终招来了西方帝国列强的入侵，招来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一百余年的屈辱。
官风、学风、民风或有点风马牛之属。但因它们都是一类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风气，因此，同一时代，同一地域里的官风、学风、民风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相互的联系。我们回顾历史，特别是清乾、嘉朝的官风、学风、民风，就可以为之确证。
首先，官风对民风、学风起着导向作用。在官本位的社会里，这种导向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古代，官就是“管”，是“牧”，是视百姓为牛马的。说得好些，是父母官，是爱民如子。在古代社会里，读书人十年寒窗，目的就是为了博个功名，做官的官风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些读书人的价值观取向。就是后来不做官而潜心做学问的，其做学问的学风也还是受着官风的影响。开明的政治、学术就活跃，而如周厉王一般让人不敢说话，也就谈不上再做什么学问了。官风对民风的导向更是直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官场黑暗，民不聊生。现在做官的，与古代已根本不同，是人民的公仆，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古人讲“穷年忧黎元”，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讲“位卑未敢忘忧国”，讲“此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清”。老百姓在戏剧里塑造出来的七品芝麻官的两句话，则可以看作是老百姓对做官大人的一点点希望了吧，他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又说：“宁肯南衙草长满，不使百姓受屈冤”。如今，只有是心恐还不够，关键是还要能够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躬身力行，让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其次，学风既对民风有着引导作用，对官风也有着推动作用。如果说老百姓对做官的只是出于敬畏，其对做学冲击的人就全是敬重了。古人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前些时，有人做调查，说在老百姓心中，最受尊敬的职业是教师云云。但试想，如果做学问的学风不正，只是为了捞取某些利益资本或作个明哲保身的所在，从而作些粉饰的文章，讲些不关痛痒的话，长此以往，让老百姓如何去尊重你，自己又如何能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呢?更重要的是学风对官风的推动作用。且不说做官的人都是做学问的给培养输送出去的，就任何一个政令的实施，都是要有理论的建构或文化的鼓吹。如果这些建构或鼓吹，不能实事求是，不能讲真话，不能宏扬人间正气，那它很可能会成为官风败坏的帮凶，成为社会灾难的制造者。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幅对联说：“砚有豪情驮碧海，笔无媚骨拄青天”，可以说，讲正气，讲骨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要很好地继承这正气和骨气的。
再者，民风是官风、学风的基础。民风的好坏，最大地反映着社会风气的好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是当官、做学风的人的衣食父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推动者。没有了老百姓，也就没有了当官、做学问的人，也就没有了人类社会，反用古代皇帝佬的话，对老百姓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是古代的老百姓没能认识到这一点，而长期受独夫和其臣子的奴役。时间长了，老百姓不仅养成了勤劳善良的品格，还养成了苟且偷生的忍耐，只要有一点活路，都会顺其自然的。不过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道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杆而起，去杀他狗娘养的，老百姓又是最坚决、最彻底的。老子说的“绝智弃圣”、“绝学”、“愚民”的策略虽不可用，但如果换一种想法，是消除为政、做学问者的心术，不巧取豪夺，不与民争利的话，则是非常可取的，“其民淳淳”也就容易实现了。如果张嘴即是“大胆刁民”，将老百姓放到对立的位置，则民风又会如何可知也。在新的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就是要顺从民意，搞好民风。
拉扯这许多，或都是人人晓得的空头道理，关键是要躬身力行，要实干。而要搞好官风、学风和民风又实在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类人的事情，是要当官、做学问的人大力倡导，全民积极参与的事情。一方面是要以法治国，但法治毕竟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另一方面是要从我做起，自觉地积极地宏扬它、推动它。或曰：“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因此，做人还是要有一点呆气的，照子路说就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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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5/7/24 8:41:5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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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留香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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