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揭秘: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

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

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 :‘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1957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这个名字，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帮“四人帮”说话、发表言论、攻击对手的写作班子，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怀沙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儿子能够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容，心中万分难过，但他还是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别往枪口上撞。当时文老满怀心酸地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的确，所谓“大师”，自八十年代原轻工部在评选工艺美术师时将名称定为“工艺大师”的头衔后，“大师”的含义已有所演变，早已失去神圣感，诚如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一般。此乃皆大欢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是否如此，学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我外行者评说。何况，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作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这些名著包括《红楼梦》（汪敬之校注）、《水浒传》（张友鸾校注）、《三国演义》（顾学颉校注）、《西游记》（黄肃秋校注）、《李白诗选》（舒芜编选校注）、《陆游诗选》（李易协助游国恩先生编选校注）等，文怀沙负责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先生1988年在致汤序波的信中，这样提到文怀沙:“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

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2009年2月12日，北京

近年来，被冠以“国学大师”、“活屈原”等光环的百岁老人文怀沙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但是，这位光环下的大师最近却遇到了知名传记作家李辉的强烈质疑。虚报年龄、“文革”中因“猥亵、强 奸妇女”入狱、所谓的学术成就也仅相当于中学教师的水平……面对媒体的质疑，文怀沙拒绝做出回应，现在的助手李之柔接受本报采访时委婉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拒绝对此发表看法。”

■知名传记作家向“大师”叫板

昨日17时许，记者联系到李辉，李辉表示:“我要说的已经在文章里说过，但目前并没有得到文怀沙方面的反馈。”

李辉供职于人民日报社，多年来致力于文化老人研究和随笔创作，著述颇丰。他的散文集《秋白茫茫》曾获得首届鲁迅散文奖。这个一向温文尔雅的知名作家，近日以罕见的犀利文风，直面久负盛名的文化界前辈文怀沙。

在文章中，李辉称:“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在李辉看来，文怀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辉认为，文怀沙根本不可能是章太炎的学生，他的实际出生年份应该是1921年，而不是他对外宣称的1910年。所谓“百岁老人”，其实只有88岁。而关于文怀沙“文革”中入狱原因的探讨，李辉说文怀沙被逮捕入狱的真实原因实际上是“诈骗、流氓罪”。他入狱的详情是“自上世纪50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自称与国家领导人熟悉，曾猥亵、强 奸妇女十余人。”这些历史记载与文怀沙对外宣称的大相径庭。

至于媒体热炒的文怀沙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问题，李辉更举出历史当事人的说法称，那次翻译古典文学工作，只不过是出版社领导给编辑人员下派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人，“但这个‘第一’，不包含价值意义。”丛书问世后，别人负责的工作并无疑义，唯有文怀沙翻译的《屈原集》受到各方质疑，“译文非常不连贯……有的地方文法也欠通”，正因为文怀沙“一出手就砸了锅”，所以，他被“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话文怀沙助手李之柔:

在李辉看来，这个有极高知名度的“国学大师”，其实和《射雕英雄传》里靠油嘴滑舌游走江湖的裘千丈一样，不仅没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而且历史表现也并不清白。有评论者称，李辉的文章对“文怀沙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其公众形象将轰然倒塌，其所作所为，将与胡万林之流的江湖骗子没有任何分别。如果这些论断并不真实，那么，文怀沙无疑遭遇的将是一次极为严重的诽谤，果真如此，我期待文怀沙能够挺身而出，拿出确凿的证据反驳李辉的质疑，为自己洗冤。”但是，文怀沙却没有直接回应此事。记者辗转联系到了文怀沙的助手李之柔。据李之柔介绍，他早在1993年就认识了文怀沙，四五年前担任文怀沙助手至今。以下是记者和李之柔的对话。

燕赵都市报(以下简称“燕”):李辉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不知文怀沙本人是否已经看到？

李之柔(以下简称“李”):看了。

燕:文怀沙老先生打算如何回应呢？

李:我们不想做什么回应。

燕:文怀沙在社会上具有这么高的知名度，难道只有沉默以对么？

李:打个比方吧，你成天在家待着，自然没人对你说三道四；哪天你在大街上走，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你还要去咬狗一口么？

燕:文怀沙老人的朋友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呢？

李:我不知道媒体这么关注文老的年龄有没有意义。文老曾在接受上海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对在座的人说:“我生于19××年，你们也生于19××年，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还有“文革”，那是个说不清的年代，对这些问题，我们不愿发表任何看法，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现在，有人非揪住这些不放，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有这些工夫，还不如研究国学呢！和文老熟悉的一些老人这两天也打过电话来，问文老是不是需要对发表李辉言论的媒体表示抗议，文老拒绝了。

燕:那您对文怀沙的一些学术著作是怎么看的呢？很多媒体称其为“国学大师”……

李:这么跟你说吧，文老1947年出版过一本研究鲁迅旧体诗的书，我提议将这本书增订再版，但文老坚持认为是不成熟的东西，不值得。还有他1951年出版的楚辞翻译，是我见到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专著。至于什么“国学大师”，那都是别人说的，文老从没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从来都是说“我只是对古代文学的一些领域有所涉猎”。

燕:那文怀沙怎么还担任了一些大型图书，比如《四部文明》的主编工作呢？他具体都做些什么工作？

李:文老研究的领域很广的。在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上，他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会说指导性的意见，具体的工作由下边的班子来做。文老会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不是现在。

自称是文怀沙弟子的崔自墨在博客撰文，也算对此事的一个回应。以下内容来自崔自墨的博客。

崔:“有人追问你的年龄，你怎么看？”

文:“说我真实岁数88岁，能考证成48岁那才好呢。很多事情有具体情况，曲折而复杂，跟后来人说不清楚。”

崔:“有人指责你在‘文革’中的表现，还提到其他一些同代人。”

文:“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

崔:“有人说你不是‘国学大师’。”

文:“我当然不是‘国学大师’，这还用他们问。国学是什么？我不是‘哲人’，我是没辙的人。”

记者检索文怀沙资料时，看到文怀沙与知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经常同时出现。记者为此电话采访欧阳中石，欧阳中石表示对此事并不了解，不发表看法。

■茅盾曾称文怀沙“为人浮薄”

在李之柔打理的文怀沙官方网站首页，第一条新闻就是“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授予文怀沙先生‘杰出文化贡献奖’”，显示了文怀沙在学术界不仅得到了国内认同，更是名扬国际。

文怀沙的“大事年表”详细记录了这位老人的文化行踪。在年表中，记者看到，在文怀沙90多岁的经历中，除了在1947年写过一本《鲁迅旧诗新诠》、1950年代前期参与了楚辞翻译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学术成果，诗作也只有少数的几首。至于《鲁迅旧诗新诠》这部书，一直被文怀沙及其追随者称为“鲁迅旧诗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曾受到茅盾的质疑。茅盾曾在1977年致信给鲁迅研究专家王德厚说:“(《新诠》‘引’中所谓‘此书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错误之处甚多云云’，不是事实。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从苏联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怀沙为人浮薄，我们都避之。”茅盾更说:“我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本《新诠》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

为此，文怀沙助手李之柔曾作文回击。总之，在文怀沙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其两大学术亮点，受到学者的质疑远比称许多。而对文怀沙之所以著述偏少，与文怀沙亲近的崔自墨则认为是“述而不作”，意即只说不写。

■各界期待文怀沙正面回应

文怀沙助手李之柔说:“文老从来不曾说自己是文化大师。”那么，这样显赫的名头又是怎么来的呢？与文怀沙一起工作过的作家舒芜去年说:“记者年轻，只能听本人怎么谈就怎么相信。文化大革命造成历史的断裂，今之中年已经不知道江青为何许人，四人帮是怎么回事。可是另一面也就兴起了怀古恋旧之风，老年人于是受到欢迎，青年们爱找他们谈谈旧人旧事。他们自己往往就是历史的当事人、参与者、经历者、目击者，由他们亲口说出来，读者爱看，学者也收集作为材料。当然第一手不等于完全可信，这种材料使用起来要慎重，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在舒芜看来，大师的名号之所以叫得那么响，和当事人的讲述不无关系。

近年来，国学之风劲吹，各色人等都成了国学爱好者，庞大的市场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大师”。文怀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在社会上亮相。他的形象，从来都是一幅美髯飘飘，仙风道骨一般，与人们印象里的国学大师印象吻合。到了21世纪，传媒发达，文怀沙更是屡屡语出惊人，诸如对约访的女记者说:“你漂亮么？漂亮我就接受采访。”一大把年纪仍出言轻佻，更被一些媒体“誉为”“十大最色老男人”。但这无损于文化老人的名声，反倒更对了大众胃口，很多人到了“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文怀沙”的境地。记者在文怀沙网站上看到，他的书法，一平方尺的价格是1.5万元人民币。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一价格相当高，一个省的书法家协会主席往往只有这个价格的一半。

文怀沙有“沉甸甸”的学术成果:由他领衔主编的大型丛书《四部文明》于2007年出版。据悉，这部卷帙浩繁的丛书“对我国先秦至隋唐两千余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的大规模纂述，堪称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集大成之作。”

李之柔说，有追究年龄的时间，为什么不去真正的研究国学呢？任何一个人都难以相信，如此厚重的丛书主编，其年龄和学术成果等基本问题竟然遭受到如此严重的拷问，而被拷问者仍然保持超然物外的淡定。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这些问题都不敢面对，还怎么去面对国学呢？

李辉还在等待文怀沙的正面回应。因为，他和每一个真正关心传统文化的人一样，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本报驻京记者 郭天力 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