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蒋庆几篇文字阅读札记

没有批评与褒扬的意思，只是做个记录，免得看多了就忘记。

1、蒋先生讲：“儒家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对的。但他不等于就是中国文化。在蒋先生可以这么说，但要返本开新，这么讲可能是不够的，容易忽视其他学派的思想光辉，不能使儒学展现更加包容的一面。容易把一些附着在儒家文化上面的而不是儒家文化的东西都当作是儒家文化，进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成就与问题，都统统归结到儒家头上，对儒家、对其他诸家，都是不公平的。

2、中国先秦诸子，相互争鸣，以相互借鉴。如孔子问道于老子，韩非师承荀子。并不能说道家、法家俱出于儒家，故而得出儒家正统之说。五经虽奉为儒家之经典，这是孔子的高明处，识见处。但孔子之先，并无所囿。儒道及其他诸家，同宗同源，同出于中华民族，同出于中华文明。所以殊途同归，虽争鸣，而又相互补充。再者，文化的发展，也有不断的吸收发展。佛教外来，而吸收道家、儒家文化，别开生面。儒家道学，亦对佛家、道家文化多有吸收。近一二百年来，对西方文化吸收更多，但有成功，也多惨痛。但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现实社会，继承传统文化，应该充分肯定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和在新文化中的重要借鉴作用。同时也要重视研究、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中一切的优秀内容，是传统文化再现生命力。根深叶茂，才能更好地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使中国文化更加繁荣。

不能只看道统内的，要关注道统外的。不能只关注儒家的，也要关注儒家以外的。不能只继承传统的，还要借鉴世界的。如此，中国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3、蒋先生说：“其核心内容讲的是“天道性理”，用今天的话来说讲的是超越神圣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除表现为古人所说的伦常日用之道外，更表现为超越神圣的“天道”、“天德”、“天理”。二、在形式方面：中国文化表现为以礼乐刑政为特征的大一统政教礼法制度，即古人所说的“圣人之制”、“王制”。”这个大致是客观的。

4、蒋先生说：文化的危机包括文化的疲惫、文化的歧出和文化的变质三个方面。文化的疲惫是指一种文化丧失了生命活力，徒有形式而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文化的歧出是指某一文化偏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偏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向另外的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的方向演变发展。文化的变质是指某一文化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在其它文化的影响下变质异化而成为与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质不相干的另外的文化，用中国古代儒家的话说就是“以夷变夏”，用现在西方流行的话说就是“文化殖民”。

中国没有文化变质，这既是可以庆幸的，也是可以值得思考的。其不变质处，正是在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我认真看看。平常没时间静下来看，要慢慢看。我关心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张岱年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有四大特征: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

玄谈误国

唐代之治，以汝为宗，儒法道释多有混杂，成就了盛唐，也为两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与实践的借鉴。

宋代理学家重新确立了入学的正统地位，但也留有缺口。

西学新文化，中州大舞台。

与西方比，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在一些方面确实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会觉得各项都不如人。这是贩私、试验、重新站起的过程。

，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大一统的礼乐刑政制度，治理社会靠的是不需要广泛社会动员的科举制度与文官制度，在社会层面建立的是情理合一的礼法制度，中国古代也有市场也做生意但没有跨越国际的市场制度，中国古代的财政税收制度不以追求国力为优先考虑而是满足国家实际治理的需要，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常备兵役制的无兵的国家，中国古代有商号有店铺但没有资本法则驱使下的无限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制度，中国古代的教育培养的是“君子”，是有道德有美感有存在意义的人，然后才是治理国家的人，而现在整个教育制度都是为了服从国家竞争富强的目的。这样，中国文化在制度层面遇到了很大的危机，现在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回应。最后，在国际关系上出现了社会化达尔文主义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使命在于救亡，亡是亡国亡种亡教，这对中国文化也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因为中国文化就是教，具体表现为王道政治，王道政治要求国家之间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而近代以来国际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追求的却是霸道政治，完全是“丛林规则”，以力服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体用一体，作为哲学命题，应该及时一体的也是有分别的，是辩证地结合体。如果仅仅看成一体，不免片面。

说维新变法以来的革命，康有为还要借孔子的象征符号进行政治改革，他们连孔子的象征符号都不要了，直接追求西方的立宪政治。但他们仍然是沿用文化歧出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们的解决方案仍然不成功。

这个观点或也拘泥于名器。孔子要做一个开放的孔子，活的孔子。只要是能体现孔子的基本精神，制度上以什么形式，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孔子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的问题。是有个人的修身、齐家而到治国平天下的。是由近及远的，突显人性，升华大爱的。

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只要能行得通，能使国家、民族文敏、富强，都是可以考虑的。东风西风问题，说到底还是宗派名器的问题，都可以砍破了的。当然，个人坚信，没有传统文化的根，断然不能开除西方的花来。毕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文化、价值也在一代代地延续。文化的力量，比舰炮要厉害得多。

蒋先生的文字渐入高潮：）

以“文化歧出”的方式解决“文化歧出”不仅不能解决“文化歧出”，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文化歧出”，最后导致“文化危机”。

——这个是蒋先生立论处，大致是对的。

到了革命派时中国文化降成了“用”而不再是“体”，“体”已经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了。此外，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固然是公开以西方文化为“体”，而新儒家则是把西方文化暗换为中国文化的“体”。

——这两个体，可能有些混淆，暗渡陈仓。一个是政体的题，一个是哲学的安顿处。两个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