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人学理论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

    胡锦涛同志指出：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和谐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不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需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中国人学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所系，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值得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大力弘扬。

一、和谐是中国人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在、人性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2]^P（5）中国传统文化从人生的各个方面阐述了人生的各种问题，其几乎所有内容，都是在讲什么是人和怎样做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人学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人学理论、中国人学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中和二字，既是传统文化中的一大要义，也是中国人生理想的一大要义。《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谐作为传统中和文化的现代表述，是中国人学理论中最核心的内容。和谐既包括天人的和谐，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个人身心的和谐。中国人学理论是以求仁为目标、以亲亲为途径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中国人学理论中，天的含义很多，既有自然的天，也有伦理的天，还有宗教的天。天人关系以“天人合一”为主导，既有合一说，又有相分说，既是合一的，又是相分的，体现了天人关系的辩证统一，更多强调的是天人协调，也就是天人的和谐。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明确提出了“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观点。宋代张载直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在《正蒙·诚明》中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明确指出“诚”“明”境界的获得，来自于天道与人性的统一。朱熹也说：“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朱子语类·孟子二》），“天人本只一理。”（《朱子语类·大学四或问上》）。但朱熹在强调“天人一理”的同时，也提出了“人在天地中间，虽只是一理，然天人所为，各自有分”（《朱子语类·中庸三》）的观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有《穷达以时》一篇，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分：“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第1—第2简）荀子也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但荀子在讲天人相分的同时，也肯定天人关系的统一性，认为人与天地自然“同宇”、并具有统一的物质基础“气”，把天地看作人的本原和生命始基，从天人在自然物质的统一方面包容了天人合一的观点。[3]^P（8）

中国人学理论更多地关心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之表现有二端，即：“率性”与“爱人”。《中庸》开篇即说：“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率性之为道”与“道不远人”实为儒家思想中修身、立身的基础。一方面，它把天道与心性直接结合了起来，而不仅仅成为说教。另一方面，它给所有人都带来成仁成圣的希望，如孔子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率性”的基础上，儒家更看重的是“爱人”。如《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还要是出于真心的，要能让人觉得亲近，如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孟子·离娄上》）如果说，率性之道，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上的考虑，那么，爱人之仁，则更加强调了人的社会性的一面，两者共同构成了儒家人学理论的基础。率性，或就是孔子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它追求的是个人身心的和谐。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儒家的仁与德，本身就包含爱人，爱人也正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和谐，友好相处。

中国人学理论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亲亲”。亲亲是儒家践仁之重要原则。亲亲亦有二途，即：“孝”与“忠”。孝为君子之大本，忠为礼之大本。亲亲不仅使率性与爱人和谐而统一，同时也使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相互协调一致。《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说：“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由亲亲推衍到的还有“尊尊”、“长长”等内容，如《礼记·丧服小记》说：“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亲亲，不只是亲其亲，更是体现的爱有差等，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由近及远式的爱人，是儒家实现仁的价值理念的根本途径。孔子说：“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性，如钱穆先生说：“由亲亲而贵贵，中国民族之大一统乃在此。……其一家之史，即可与一国之史息息相通，血液流注，融成一体。而每一个人，即不只为此一全体之中心。此为宗法社会及中国文化大传统一特性。[4]^{P（245-246.）}所呈现的正是个人、家庭、社会之间交融共生的和谐关系。徐复观先生也说，人类需要以爱来融合个体与全体的对立，并藉此建立真正和谐的社会。中国先秦儒家以爱为精神纽带的伦理思想、家庭生活，可以带给现代的人们以若干启示，不失为对人类有责任感的思想家们的研究课题。[5]^P（172）

二、中国人学理论历久弥新，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中国人学理论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华文明的辉煌，同时，也曾维系了封建宗法制度。中国传统的人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制度的烙印，有历史的局限。但中国人学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可以与时俱进的，具有永恒的社会价值。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传统文化中的“圣贤”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皇权”加“圣贤”的文化，“皇权”代表了政统的延续，“圣贤”则体现了道统的传承。两方面表现为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驳杂，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实。^{[6]P（426-427）}儒学这种“皇权”文化和“圣贤”文化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其内容上的博杂。“皇权”文化如：士大夫的身份集团、科举制度，特别是皇权官僚主义等，是传统文化和人学理论中腐朽的内容，是需要坚决摒弃的。虽然它还在我们的社会及人们的观念中有着许多影响和痕迹的存在，但它毕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只要我们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腐朽的文化思想就会逐渐消失殆尽。“圣贤”文化更多的是指导社会行为的原则，以用来指导人们处理家庭及家庭外部的社会关系。虽然也有着一些消极的成分，但它具有许多优秀的内容，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与美德。通过正确的扬弃，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中，“圣贤”文化必然能老树新花，绽放异彩。

其次，传统文化完全具有支撑理想的超越性。超越性是指人对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之寻求。超越性本是西方哲学概念，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无法脱离现实世界，因此欠缺一种足以支撑理想的超越性。新儒家们认为中国文化虽无西方那种制度化的宗教，但这并不表示中华民族之重视现实的伦理道德，缺乏宗教的超越情感，反而证明“中国民族之宗教的超越感情，及宗教精神，因与其所重之伦理道德，同来源于一本之文化，而与其伦理道德精神，遂合一而不可分。[7]^P（120）新儒家们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超越性，以区别于西方文化外在的超越性。这种结论，已经基本为大家广泛接受。但内在的超越，能不能由“内圣”而推出“外王”，能否催开民主与科学之花，则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如果我们不独尊儒学、不拘泥道统，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超越性实际是建立在人性本真、理欲统一、天人协调的基础上。它不仅包含有内在的超越性，同时也包含了外在的超越性。在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之花。人性本真，则真善美之间的关系就能显得更加圆通自然。理欲统一，则不仅可以关照天理（及社会道德等），也可以同时关照人欲（即个人性情等），既能给人向上一路，又能顺达性情，实开民主与自由之端。天人协调，既肯定天人合一，又肯定天人相分，在天人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中构建和谐的天人关系。天人合一，则启德治之门。天人相分，则开法治之端。天人协调，则德治与法治亦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同时，天未尝不包含自然之科学，人亦未尝不包含社会之精神。天人协调亦未尝不包含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精神的相互和谐。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全面而又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化哲学中的思想观点，并不断地赋予这些观点新的内涵，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各流派之间的融合，推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正确对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和时代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一定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学理论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必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三、弘扬中国人学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我们需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列主义者，但我们更需要有具备文明道德修养的社会公民，前者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希望，后者则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前提。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对全体共产党人的要求，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主要是对全体人民的要求。[8]中国人学传统肯定个人利益，同时又兼顾国际和社会利益。肯定个人的性情，同时又重视个人对家庭及社会的责任。这些都十分贴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道德和价值的迫切诉求。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牢固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导地位，同时也需要明确承认中国人学精神的积极作用，并给予大力弘扬。

文化的超越性直接来源于人的超越意识，中国人学精神或者说中国文化哲学的超越性指向的是真善美这些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弘扬中国人学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键是要正确认识真善美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理论上形成“本真归真，尽善尽美”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基本体系。利用各种渠道，不断加强真善美的教育，培养和塑造人们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求真、爱美、好善的社会氛围。把真善美当作人生境界的自觉追求，社会和谐的道德底线。只有如此，才能明荣知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爱己及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中国人学精神的积极作用，在全面加强真善美教育与人格塑造的基础上，当前重点需要加强情义观、礼义观、利义观和知行观等方面的教育。礼义、情义、利义、知行在理论的层面上是相通的，都没有超离人性的关系，都包含在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中，但就其表现，却各有侧重。

（一）加强情义观教育，构筑伦理道德基础。中国人学精神中的伦理道德，与其说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无如说是建立在情义基础之上的。儒家提倡爱有差等的伦理道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顺乎人情，缘于人性。同时，儒家又缘于义，建立了一套以孝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孝之下有诚，孝之上有忠。一个人首先要明诚，能使个人的性情意气得到充分自由的伸张。但为了尽孝，有很多时候又必得委屈个人的性情意气以周全孝道。而为了尽忠，有很多时候又必得委屈周全，舍孝而取忠，其取舍之远近与爱有差等之远近并无二致。情义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成为构建伦理道德和谐的重要基础。此种建于情义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圆满解决了小我与大我、家庭与社会、集体与国家等的关系问题，值得大力弘扬。

（二）加强礼义观教育，构筑人生道德基础。礼义观是中国人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礼”最早作为神人关系的行为规范，逐渐演化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成为人的行为道德规范的综合与总称。孟子把“由仁义行”作为人与禽兽的最本质的区别，把“礼义”作为实现仁的必由之路。知礼义，则有羞恶、恭敬之心。明进退，行礼义，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我们加强仁义观教育，既可以激发人性中对道德的自觉，又可以形成广泛的社会道德约束，对于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塑造人生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利义观教育，构筑职业道德基础。利义之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利义之变强调义以为上，义以为质，而且个人的层次越高，义的地位就越突出，所谓：“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孔、孟等人十分尊重个人利益的存在，但在获得利益的过程中，强调与个人情性与意志的无违，强调利与义的协调，并且要能见利而思义。如果个人利益与人生大义相冲突，则宁肯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加强利义观教育，对于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十分重要。同时，对于处理好眼前与长远、为己与为人等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职业道德，意义重大。

（四）加强知行观教育，营造良好社会风尚。知行的问题，也就是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人学理论中的又一重要问题。中国人学理论中不同的阶段对知行的关系认识不同。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达到了古代知行观的高峰。毛泽东的《实践论》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知行观的最高成就。我们加强知行观教育，对于个人，强调知行合一，则可以帮助其人生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的最终实现；而对于社会，则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求真务实之风，特别是对于官风和学风的形成，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而形成良好的官风和学风，是形成良好民风的前提。民风好了，社会的和谐也就更容易实现。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