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发生的盗宝案

　　第一起：1959年8月15日闭馆后

　　盗宝人：武庆辉 男 18岁 山东人

　　盗窃文物：清朝乾隆年间赤金金册8页，佩刀5把，金古钱1枚。

　　处理结果：1960年3月1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武庆辉犯盗窃国宝罪，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起：1962年4月16日闭馆后

　　盗宝人：孙国范 男 36岁河南人

　　盗宝地点：故宫珍宝馆

　　盗窃文物：金质“皇后之宝”和“广运之宝”印2枚，各种金质酒杯7件，共重24.25公斤。盗得珍宝后，他携带赃物越墙逃跑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处理结果：1962年11月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孙国范犯反革命罪和惯盗罪，判处死刑。

　　第三起：1980年2月1日闭馆后

　　盗宝人：陈银华 男 25岁湖北人

　　盗宝地点：故宫珍宝馆

　　盗窃文物：“珍妃之印”一枚，金质，重6.8公斤，当其越墙逃跑时，被抓获。

　　处理结果：1980年8月1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银华犯惯盗罪和逃脱罪，判处无期徒刑。

　　第四起：1987年6月24日闭馆后

　　盗宝人：韩吉林 男 22岁 吉林人

　　盗宝地点：故宫珍宝馆

　　盗窃文物：盗窃时被发现。

　　处理结果：1987年8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韩吉林犯盗窃罪，判处死刑。

　　第五起：1987年7月6日闭馆后

　　盗宝人：向德强 男21岁 重庆人

　　盗宝地点：故宫珍宝馆

　　盗窃文物：盗窃未遂（逃离现场时被抓获）。

　　处理结果：1987年10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向德强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

故宫六记·宝物记)那些劫后新生的故宫至宝(组图)

经战火流离、盗贼觊觎、“文革”风雨，百万文物在众多爱宝之人的护持下终得保全

故宫之所以让普通人流连，在于它是一座藏宝巨库，它超越了普通人对于世上奇珍的想象。

故宫之所以让收藏家迷恋，在于它是一个精品殿堂，它包容了收藏家对于稀有文物的向往。

每个来到故宫的人，都会为这里的国宝而着迷。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博物馆里，有文物100多万件，仅一级文物就有万件之多。

因其珍贵，国宝几乎注定了与劫难相伴。

也因其价值，众多爱宝之人不惜以生命相护，创造了文化史上的奇迹。

　　苑洪琪、刘宝建还发现：传统的专著认为，宫廷地毯的经纬线特别是经线应该是麻的，但经过检测和手触摸，发现三大殿地毯的经纬线都是丝的。

　　苑洪琪、刘宝建研究发现：宫廷中的小块地毯（即“万能地毯”，不固定地铺在某宫殿的地毯）来源非常复杂，有的是后来收购的，有的来路不明。

　　为了弄清这些地毯的来源，苑洪琪向民间的私人收藏家求教，在那里，她得到了区分地毯产地的方法：初步判断这些地毯产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北京。

　　为了让花饰更突出，一种地毯在花纹上绣有金银线，经鉴定，这种地毯原产于新疆。为了复制地毯，苑洪琪找到了新疆。令她失望的是：当地根本不知道他们曾产过这种地毯，“最大的可能是，这种手工工艺已经失传了！”

　　解开地毯之谜

　　“做了一件大好事”

　　清代至今，三大殿地面铺的都是金砖，民间俗称“金砖铺地”。

　　所谓“金砖”，由苏州优质土烧制，先用糠草熏1个月，再用片柴、棵柴各烧1个月，然后用松枝架烧40天，共烧130余天。铺在皇宫地面上后，还要在上面涂生桐油，看上去像撒了一层金粉，如今手艺已失传。

　　通常，学界据此认为：清代时，三大殿是不铺地毯的。

　　在对御茶膳房地毯进行研究后，苑洪琪对这一传统说法产生了质疑。

　　苑洪琪认为：明代宫廷盛行“凡地必毯”，只要有空地必然用毯子盖满。这种风气是受到元代蒙古宫廷的影响。

　　蒙古世居毡包，建立政权后，借鉴汉族定居后，把毡包四处布满毯子的做法保留了下来。

　　苑洪琪设想：既然明代能接受元代蒙古的影响，清代会不会接受明代的影响呢？另外，清的祖先女真与蒙古关系密切，清的沈阳故宫的样式就明显受到了蒙古毡包的影响，清会不会接受蒙古的影响而铺满地毯呢？

　　苑洪琪把目光投向了故宫所藏的档案，她发现：在一个御批中，康熙告诫：地毯上的图案，不要使用西洋画常用的透视影子的花饰。

　　在宫廷另一份档案———清掌仪司收藏的光绪《大婚典礼红档》中描述：光绪大婚时，太和殿四处挂盖龙凤双喜的壁衣及地衣，壁衣即挂毯，地衣即地毯。

　　这些地毯会不会在后来的大火中烧掉呢？苑洪琪又产生另一个质疑。

　　这一质疑很快被否定：1920年日本出版的《清朝皇室写真》中，一幅照片清晰地显示：至少到1919年，太和殿还是铺着满满的地毯的。此时，溥仪虽已退位但仍居于宫中。

　　“做了一件大好事。”听到苑洪琪的研究成果，已故的著名故宫研究学家朱家溍非常欣慰。

　　最大心愿

　　让宫廷陈列研究成文

　　9月30日下午5点，苑洪琪推着自行车“嘎嘎”地行走在故宫的宫殿之间，由她负责的清代皇帝卤簿（注：卤簿即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展览在太和门两侧的朝房里完成了，国庆节一早，这个展览与游客见面。

　　今年54岁的苑洪琪即将于明年退休，这辆陈旧的自行车也将伴随她离开工作30年的故宫。

　　“干不到故宫大修完成的时候了。”苑洪琪最大的一桩心愿是：把自己和同事对宫廷地毯的研究写成文字，把研究成果留给后来的研究者们。

　　故宫档案

　　13座故宫原状陈列宫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退位出宫时的养心殿寝宫原状。}

^{如今养心殿选择了更有代表性的溥仪日常起居状态进行复原。}

^{1917年安徽督军张勋拥清溥仪复辟时，溥仪在乾清宫留影。}

^{如今的乾清宫基本复原了晚清时期的旧貌。故宫博物院及《紫禁城》出版社供图}

　　1「太和殿」皇帝大典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现按其在明清时期为皇帝举行大典场所的原貌陈列。

　　2「中和殿」皇帝阅祭文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现按皇帝在太和殿大典前，在此休息并阅视祭文原状陈列。

　　3「保和殿」科举“殿试”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现按自乾隆后期起，于此举行科举“殿试”原状陈列。

　　4「乾清宫」“藏”皇位继承人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现按照雍正帝即位后，在此引见官员、接见外国使臣原状陈列。自雍正帝后，其“正大光明”匾后一般藏有封存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名的建储匣。

　　5「坤宁宫」皇帝大婚洞房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现西端四间保存为萨满教祭神场所，东端二间按皇帝大婚洞房原状陈列，康熙、同治、光绪帝均在此成婚。

　　6「交泰殿」储存二十五玺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把象征皇权的二十五玺收存于此。现按照当年储印场所复原陈列。

　　7「养心殿」溥仪退位处

　　建成于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现陈列有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处。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溥仪在此退位。

　　8「军机处」军机大臣值班室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特设军机房；乾隆命名军机处。现按当时军机大臣等在此值班布局陈列。

　　9「翊坤宫」末代皇后居所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成，为明清两代后妃居住处。现按末代皇后婉容住所复原陈列。

　　10「储秀宫」慈禧卧室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也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处。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刚进宫被封为兰贵人时，曾在这里居住，后在此生下同治皇帝。现陈列有当时慈禧卧室。

　　11「太极殿」后妃居所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清晚期称太极殿，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地。

　　12「长春宫」后妃居所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清乾隆皇帝最宠爱的孝贤皇后和晚清慈禧太后，曾住于此。现按后妃居住地陈列。

　　13「咸福宫」后妃居所

　　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现按照清朝时后妃居所原状陈列，挂有清高宗御笔匾“内职钦承”。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谢言俊

　　摄影\\本报记者 张涛

(故宫六记·修宝记)师徒见证修复《清明上河图》

裱画师张金英讲述文物修复故事，担心传统工艺后继无人

文物修复工作，让许多珍贵文物经尘垢洗尽，重新焕发出昔日神韵风采。

为了进行有效的文物保护，故宫博物院自1950年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1980年扩建为文物保护科技部。如今，累计修复的院藏文物及其他博物馆所藏有关文物十一万余件。其中包括战国帛画龙凤人物图，西汉帛画马王堆升天图，唐代绢画、经咒以及新疆、山西、湖北等地区的出土文物。

目前，故宫文保科技部共有80余名工作人员，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一段段历史还原再现。

古画修复流程图

　　9月29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金英在修复古代书画。他曾参与《清明上河图》、《步辇图》修复的基础工作。

　　男，70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他1958年进入故宫裱画室，参与了修复《清明上河图》的一些基础工作。目前，他被长期聘用在裱画室做一些指导工作。

1973年的一天，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被送到了位于故宫西北角的裱画室，一位年近六十岁的裱画师坐在案台前，仔细地审视着这幅常人不可一见的名画。

这位老裱画师名叫杨文彬，他没上过学，也不识字，但却被“钦定”为《清明上河图》做修复。

清洗画面、去污、揭芯、补洞……杨文彬谨慎地一步一步修复、装裱着《清明上河图》。

一年多以后，《清明上河图》修复完毕。“这次修复之后，至少二百年不用再修复。”曾亲眼目睹师傅修复《清明上河图》的张金英，如是说。 　　杨文彬、张金英他们都是故宫科技部（原修复厂）的裱画手艺人。除了裱画室，科技部还有负责临摹古画的临摹室、负责修复铜器、钟表的金石科以及负责木器、琉璃修复的综合科和研究现代化文物保护技术的实验室。 　　就是这些手艺人和科研者，每天在修复和保护着故宫里的一砖一瓦，一书一画，从1958年修复厂建立开始，一直到现在。杨文彬等第一代手艺人，几乎都已离世，而张金英他们现在仍然还在修补着属于故宫里的一切。 　　解放后 　　能工巧匠走进故宫 　　1956年，张金英高中毕业，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为了生计，他开始拿着学校里的介绍信到处找工作。 　　“故宫当时也挺吸引人的，我觉得那里还不错，就拿着介绍信到了人事处。跟现在的面试一样，人事处的人跟你谈谈，觉得你还可以就把你留下来。”就这样，张金英成为了故宫的一员。 　　在故宫的头两年，张金英被分配到了故宫陈列部工作。1958年，国家开始重视抢修故宫里的各种文物，张金英也便在这个时候被分配到了文物修复厂。 　　“原来这故宫里头就有修复文物的，但解放之前不太受重视。解放以后，国家特别重视这些文物，就从全国范围内找手艺人，不光是裱画的，木工木器，修钟表的，修铜器的……最后就组织了这么一个文物修复厂。”张金英回忆说，因为那个时候刚解放，百废待兴，故宫里有很多东西要修复，因此从社会上招来的这些老手艺人，基本上都是该领域技术最好的。“没名气的不要，技术不高的也不要。” 　　如今已经70岁的张金英还记得，1958年之后的一两年里，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种方言的师傅们走进了故宫。一个来自上海的裱画铺，也就在这个时候从上海“搬”进了故宫。这个裱画铺在当时的全国是最有名的，铺子里有七个手艺精湛的裱画师，而后来《清明上河图》的裱画师杨文彬，就在其中。 　　杨文彬和其他几位裱画师，一起成为故宫裱画室里的第一代裱画师，他们开始承担起修复故宫那些年代久远、现状不佳的古书画的重任。 　　而张金英也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徒弟。“手艺好的老师傅们，进故宫的时候也已经四五十岁了。院里怕以后手艺接不上茬，就派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到修复厂这里来当学徒。我是学裱画的，还有学漆器的，学雕刻的。” 　　“文革”中 　　古画修复工作被搁置 　　在十几年的战乱期间，故宫的文物经历了从北京南迁，再从南边回到北京的坎坷命运。而诸如《清明上河图》这样的文物，从故宫流失，又辗转回到故宫。战乱、转移等诸多外在原因，都使得这些文物的保存状况欠佳，于是解放后的故宫博物院开始抢修一批最珍贵的文物。 　　“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送到我们修复厂的东西，全都是故宫里头最好的宝贝。不管是裱画室，还是别的钟表室、木器室，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张金英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就能够在那样一个不寻常的时期里，看到如此珍贵的文物。 　　在张金英的回忆中，修复厂刚刚建立的前几年，不管是裱画室，还是钟表室等其他修复室，都放着不少珍贵的文物，而且这些文物亟待修补。“有的画裂了很大的裂缝，或者脆了，都不敢碰，担心一碰就碎了。你别说，那时要是想修补一些一般的东西还不行，要修就修那些需要抢救的，最好的东西。” 　　本来《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应该更早一步进行，但是在修复厂的工作进行了还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故宫里的各项工作也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暂停了，修复厂也不例外。而《清明上河图》的修复，也只能往后延期。 　　开会、写大字报、批斗照样发生在这个本该清静的地方。老师傅们都是些老实巴交、大字不认识几个的手艺人，他们只能呆在裱画室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眼睁睁地看着被修复的文物，再次被搁置起来，无人问津。 　　1968年，整个修复厂里的大部分人，都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裱画室的老师傅和张金英也到了那里，并且在那里一呆就将近四年。直到1972年，所有的人才开始从湖北咸宁陆续回到故宫。 　　这一次回来，新一轮的抢修，又开始在故宫这个修复厂开始了。耽误了几年，可以开始工作后，院里又加强了对文物的修复。同时，为了弥补人手不够的状况，院里又给修复厂分来了新的学徒，徐建华就是在此时进入裱画室的。 　　《清明上河图》 　　一幅画修复一年多 　　从咸宁干校回来以后没多久，裱画室的师傅们就迎来了一件不一般的文物———《清明上河图》。1973年，《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工作正式开始，而院里则首先定下了修复这幅名画的裱画师———杨文彬。 　　杨文彬进故宫那年已经四十多岁，被选定为《清明上河图》做修复时，他已是古稀之年。“60岁正好啊！那正是他最有经验，技术最成熟的时候。”张金英认为，杨文彬熟练而精湛的裱画技术，让他成为修复《清明上河图》的不二人选。 　　这不是一般的画作，它也曾在明代经历过一次修补，而这一次的修复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杨文彬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当他知道自己被委任修复《清明上河图》时，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计划着该如何修复这幅被许多人注视着的名画。 　　每一次负责文物保护的单位送来需要修复的画时，画上都会带有一张修复单，在修复单上，文物专家会标明画的现状，并提出对画的修复要求。张金英还记得，《清明上河图》送来的时候，也一样有一张修复单，在修复单上特别强调了《清明上河图》很珍贵，因此在修复它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画的原貌。 　　“画送来后，杨文彬便仔细审视这幅画，看专家们所写的现状是否和画本身符合，然后再看他们提出的修复要求能不能达到。如果没有问题了，再接收画，开始修复。无论是修复《清明上河图》、《步辇图》这些一级品，还是修复其他二级品、三级品，大体的修复过程都是一样的，只要按照规则去修，保证画的原貌、原状就可以了。” 　　徐建华是1972年进入裱画室的，他一入行便和张金英一起，看到了技艺高超的杨师傅如何修补《清明上河图》： 　　在裱画室那间最大的工作房里，《清明上河图》平放在案台上，个子瘦高的杨师傅弓着背，戴着眼镜，谨慎地开始清洗《清明上河图》的灰尘和脏物。工作台的一旁放着一盆六七成热的温水，杨师傅用排笔蘸水，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清洗画面。 　　画面清洗晾干之后，便进入修画的第二步———去污。“因为画上的脏东西不能用清水清洗掉，所以只能用手工刮掉。”用来刮污物的工具是一种专用的马蹄刀，这种马蹄刀很薄，专门用于去掉画面上的污垢，而又保证不会损伤画面。 　　在画面清洗完成之后，修画的第三步便是加固画面。“《清明上河图》的画芯是绢面材质的，所以在加固画面时也就不能用一般的纸，必须要用一种专用加固绢面的水油纸。”徐建华说，这种水油纸也很特殊，在一般的市场上买不到，“纸都是当时我们自制的。”他说，水油纸是用书画市场常见的元熟纸，涂上煤油或者桐油做成。“绢面画芯加固的时候用水油纸，可以保证绢丝画面的图案，人物不走形。” 　　杨师傅把自制的水油纸整齐地贴在画面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画芯从背纸上揭开，使画芯分离出来，以便进行下面的修复工作。 　　在揭画芯的这个过程中，杨师傅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清明上河图》流传很广，收藏过的人也很多，所以在画上也留有很多收藏者的收藏章。而在画芯和背纸相交处的骑缝章，则是最难处理的。 　　“因为这种骑缝章一半印在画芯上，一半又印在背纸上，要保证它的原样，就必须在揭画芯的时候，不能对它有一丝损坏，否则修完画以后就不可能重新完整地贴合在一起。” 　　张金英 　　用两只手比划着骑缝章的相接情况，他说处理这种问题必须要有耐心和经验。 　　完成了揭画芯之后，紧接着便是在画的背面补洞。补洞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为麻烦的是，需要自己寻找补洞的材料。“补洞的材料是那些非文物的老卷，旧卷，把它们剪裁下来补在洞上。但是这些老卷和旧卷必须和要补的画芯同一个材质，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厚薄度。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就必须我们自己加工，比如给材料上色，打薄。”寻找相同质量的材料，加工材料，都是为了在补洞时把画面补得跟原画一样，一般人看不出来，要有逼真感。 　　补洞之后紧接的一步就是给画面全色，有些古画因为存放的时间太久，或者一些外在的原因使得原画褪色、掉色，在修画的过程中就需要给画上色。“给画上色需要裱画师懂一些绘画技术更好，这样的话上色既自然，又能不破坏原画的画意。” 　　这些步骤完成之后，修画的过程也就完成了大部分，这个时候就需要压桩。也就是寻找平整的鹅卵石把修补好的画芯压平，磨平。张金英说，用来压桩的鹅卵石很难寻找，因为这种鹅卵石需要至少有一个平整的平面，且鹅卵石表面要光滑，没有沙子，这样在磨画面的时候才不会损坏画芯。“这种鹅卵石要像玉一样光滑，大小也要适合手拿。”为了寻找合适的鹅卵石，张金英曾经专门到南京的雨花台，但就是在那里，也没有找到多少适合压桩的鹅卵石。 　　压完桩之后，再是托芯———重新给画芯加上背纸。至此，一幅画就修补完成了。 　　从1973年开始，杨文彬便一直在修复《清明上河图》，期间因为他生病在家修养一段时间，直到1974年底，《清明上河图》才修复完成。一幅画整整修复了一年多，这足以说明它的价值。 　　能者多劳 　　各地文物进故宫修复 　　《清明上河图》 　　只是裱画室修复的一级品文物之一，在那段时间里，裱画室还陆续地修复了《五牛图》、《步辇图》、《二马图》等同样珍贵的古画。一张又一张破损的古画，从老裱画师的手中过后焕然一新，而他们却在年复一年地老去。 　　在修完《清明上河图》之后，杨文彬的身体便越来越不好，没过几年便退休回到了家中，如今去世也快二十年了。1972年之后，七个老裱画师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到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他们已经基本上都离开了裱画室。 　　张金英 　　跟着老师傅们学习的时间最长，1965年又有两个新学徒分到这里，但在进入裱画室不久便遇到“文革”，他们也没经历过长期的学习。而像徐建华等则是“文革”末期才进入裱画室的，在裱画技术上他们还只是刚起步。 　　就这样，裱画室的主要工作落在了张金英的肩上。他曾经跟着老师傅们多年学习，也参与了《清明上河图》、《步辇图》修复的一些基础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正式成为裱画室里的主力，也开始带徒弟。“其实我技术上跟老师傅比还相差不少，但是没有其他人了，有条件我得上，没有条件还是要上。”张金英说，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在裱画室，在修复厂的其他修复组里也面临着新旧交替的情况。人的自然衰亡不能扭转，而修复工艺的后继无人则更令人担忧。 　　80年代，张金英不仅要修复故宫的文物，还要修复一些其他省、博物馆的文物。帮助其他省市相关单位的文物保护和修复，这是故宫博物院科技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几乎全国最好的能工巧匠、先进的科学技术都在故宫。 　　1980年，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在云南博物馆发现了北宋郭熙的《溪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这两幅宋元时期的古画，出自名家，且画技精湛，徐邦达判断它们是珍贵的文物。但两幅画的现状都不太好，受损比较严重，必须进行抢救性修复。但是云南当时没有好的裱画师，于是，徐邦达赶紧带着两幅画回到故宫，并把它们交给了张金英修复。 　　这是张金英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成为了抢救两幅古画的一分子。就这样，张金英开始为各个地方的文物进行修复，广东的、云南的、青海的、西藏的、黑龙江的……像张金英这样，其他修复组的师傅们，也承担着帮外地修复文物的职责，不管是博物馆的收藏，还是刚刚出土的文物，都不断地送进故宫修复。 　　后继无人 　　技艺面临失传危机 　　“《清明上河图》这样的文物修复之后，可能两百年不再需要修补，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文物需要修复，可是我们现在却面临着技艺失传的危机。”张金英如今已经70岁，但还是被长期聘用在裱画室里，指导一些工作，他很担心以后裱画技术后继无人。 　　侯雁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毕业于海淀走读大学文物保护专业，一毕业他就到了故宫裱画室，开始跟着徐建华等师傅学修画，今年已经是他在故宫的第四个年头。 　　像侯雁这样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裱画室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是裱画室里现在最年轻的人。徐建华说，裱画室现在在职的一共有13人，长期聘用1人，另外还有两人是编外。和过去不一样的是，以前老师傅都没有什么文化，是纯粹的手艺人，而如今在职的13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们多是文物保护专业毕业之后进入故宫的。这样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才接触装裱，因此起步也都比较晚。 　　按照徐建华的说法，他们和北京化工大学、海淀走读大学有一些合作。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专业的学生到故宫来学习，如果有学生条件不错，而且又愿意留在这里，他们就会和学生、学校签下协议，学生毕业以后就到这里来工作。“可是愿意来的人很少，对文物的意识也不强。虽然以前在这里工作的都是些不认识字，或者只上过小学的师傅，现在来这里的都是大学生，但他们对文物的认识，远远不如这些老师傅。”

整个故宫科技部最近三年，每年都有六七个大学毕业生到来，分配到不同的部门。而裱画室里近几年都没有新人来，一是因为对这种技术感兴趣的人不多，二是因为本身裱画师的培养就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每年都培养新人。

这样的情况使得张金英和徐建华颇为担心，眼看着越来越少的人对这门技艺感兴趣，而且技术全面的人也越来越少。

“老师傅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不希望这面旗子就倒在我们手里。”张金英感慨地说，“这种技术不代代传承下去，以后还有谁能修补《清明上河图》、《步辇图》这些珍贵的文物？”

文物修复前后

琉璃釉罗汉像（雕塑）

　　修复时间： 　　2000年，故宫文保科技部王五胜、吕团结对罗汉像进行了解体重新粘接的修复 　　修复过程： 　　1.清理碎块断面 　　2.渗透加固 　　3.拼对粘接、内部加固 　　4.补配 　　5.作色、仿釉 　　工艺解密 　　高科技解开琉璃瓦工艺之谜 　　2002年，故宫古建筑大修工程启动。苗建民站在拆下的一堆堆琉璃瓦前，仔细观看，琉璃瓦的胎体保存完好，但表面釉层严重剥落。在以前的修缮工程中，一些表面釉层剥落严重的琉璃瓦，一般作为工程渣土处理了。而现在，把琉璃瓦件留下来，重新上釉、烧制，放在建筑上使用，却已经成为故宫大修的一项重要工作。 　　苗建民自1986年3月以来，就在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实验室工作。如何让破损的琉璃瓦重烧后，保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剥落，是苗建民近几年来研究的课题。 　　然而，“父传子，子传孙，琉璃不传外姓人”以及“琉璃传子不传女”的种种说法，至今仍在北京门头沟琉璃窑厂的一些艺人之间盛传着，这使得琉璃烧造技术、胎釉配方，难以为外人所知，更难以被文献记载。 　　由于故宫博物院设备不全，研究人员决定利用社会上的高科技仪器，来透视琉璃瓦的“内心世界”。 　　实验中，有关琉璃瓦配方与烧制工艺的谜团被一一解开。 　　苗建民在瓦胎中发现了许多孔洞，遇上雨天，孔洞就会“张开小嘴大口喝水”；到了冬天，水凝成冰，瓦胎势必一点一点膨胀。然而，釉属于玻璃体，几乎没有透气孔，无法跟着瓦胎一同“吹气球”。等到了极限，它只好选择“粉身碎骨”。 　　为此，根据研究出的原理，在重新烧制旧瓦的过程中，苗建民要求工人们给老瓦加温复烧。果真，多余的孔洞在高温下一点点减少。烈火中，瓦胎一片接一片地获得新生。 　　采写\\甘丹 　　摄影\\张涛<!-- sogou ad05 -->

(故宫六记·鉴宝记)鉴宝人眼里容不得沙子(组图)

文物专家聂崇正讲述重新发现清朝宫廷画的故事，揭开文物鉴定之面纱 　　“文物鉴定的过程，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那是一种感觉，说得神秘点叫‘望气’“。 　　文物鉴定，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一种矜贵的手艺，连接历史和现实的，就是专家们的眼睛。 　　徐邦达、启功、朱家溍、刘九庵、耿宝昌等鉴别专家的名字，成就了关于故宫文物的众多佳话。而聂崇正等年轻一辈身上，正传承着这种风雅的生活。

　　2005年9月，高仿真国宝级文物“金瓯永固杯”展出。不过，仿造得再逼真的“文物”也逃不过文物鉴定专家的眼睛。

　　1938年生于上海，1965年起供职北京故宫博物院。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绘画研究工作，重点研究清代的宫廷绘画。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故宫的东北角，宁寿宫花园的最北端。在尘封了近百年后，乾隆时期最奢华的宫廷建筑倦勤斋重新打开了大门。 　　2004年5月，美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捐资210万美元，用于修复这个建筑。这次修复被看成是正在进行的故宫大修的样板工程。 　　紫禁城最豪华的是乾隆时期，而倦勤斋被则认为是乾隆时期最奢侈的建筑。内务府档案记载：此斋建时曾耗时5年、耗银143.4万余两。

210万美元总捐助中的一半用在了斋内29块“通景画”画绢上，这种画绢的手法来自于欧洲教堂的天顶画和全景画———一种与中国传统艺术毫无瓜葛的环境艺术。在当年的宫廷内外，贴有“通景画”的建筑并不止倦勤斋一处，但保存至今的却只有倦勤斋一处。 　　这一国宝画绢是20多年前偶然发现的。时任故宫古书画部研究员的聂崇正受宫廷组同事之托，查看倦勤斋的内檐装饰，“结果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在紫禁城城圈之内，还保存着这样观念前卫的西洋画法。 　　倦勤斋内 　　惊艳西洋立体幻觉 　　聂崇正 　　忘不了那天来自四面和天顶的空间幻觉。 　　倦勤斋西四间室内北墙上的图画，画的是一处宫殿景致，院落中有树石、花草，还有一段斑竹搭成的透空隔断墙，隔断墙的中间有一个圆圆的月亮门，月亮门外的庭院中有两只丹顶鹤。斑竹的隔断墙画得非常精致具体，每根竹竿都中间色浅，并画出高光，极富立体感。“宫殿建筑采用焦点透视画法，深达感和层次感都很强，站在画前似乎能产生穿越圆圆的月亮门走入花园的感觉。” 　　最富神奇妙趣的是顶棚上的画。整个顶棚画满了一座藤萝架，架上爬满了藤萝，并盛开着蓝色的花朵。透过藤萝架和枝干花叶，从空隙中能见到蓝蓝的天空，这一切都是画上去的。观者如果站在戏台前面的某一点抬头向顶棚望去，其中藤萝架上的一个花朵，正好悬在头顶上，呈透视状。而站在这个中心花朵下面向戏台方向看去，那些藤萝架上的花朵似乎是朵朵下垂的模样，造成一种奇妙的立体视错觉。 　　“将绘画置于建筑物天顶部位的做法，运用全景画并在画中加入焦点透视的画法力图表现立体感和深远感，明显都是受欧洲教堂内的宗教画形式的影响，尽管倦勤斋内的画幅只画自然景物而没有涉及宗教内容。”聂崇正做出了这样的直觉判断。 　　聂崇正 　　开始翻查清宫内务府档案：乾隆七年（1742年）五月二十五，“画样人卢鉴、姚文翰奉命帮助郎世宁画咸福宫藤萝架”，同年六月初二“建福宫敬胜斋西四间内，照半亩园糊绢，著郎世宁画藤萝”。在紫禁城之外，也有类似的作品。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初一，皇帝命令“西洋人为盘山行宫引胜轩连棚顶满画四面通景”。 　　既然敬胜斋中的藤萝架是由供奉内廷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绘制的，那么倦勤斋内的天顶画和全景画的作者是不是和郎世宁有一定的关系呢？经过考察，聂崇正最后确定，倦勤斋的这组天顶画和全景画是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中国弟子王幼学，在郎世宁原稿的基础上完成的，时间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三门干部”中 　　也有另类专家 　　“在故宫工作年头长些的，几乎都可以做鉴定，但是除了真假之外，还要能说出点别的来。”聂崇正不愿称自己为文物鉴定专家，琢磨一件作品的时代特征，与前后时代和同期作品的横向纵向比较才是他工作的重点。 　　聂崇正 　　，67岁，头发微白，有班车不坐，戴着迷彩帽，背着双肩书包，骑着自行车在故宫和家门之间穿梭。1998年从“古书画组行走”（趣称）退下来之后，被返聘到研究室工作。研究室里的老先生不少，只有他会用电脑。 　　1965年8月，聂崇正和后来分别成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宫廷部主任的杨新、单国强一起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分配到故宫工作。从家门直接进学校门再进机关门，聂崇正这样的“三门干部”在故宫为数不少。 　　“我在故宫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全部搞政治运动了，不务正业；‘文革’之后到现在一直钻研业务，算是走回正途。”聂崇正说。 　　当时故宫里的编制人员从来源看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复员军人，这局限于解放后的早期，进入故宫后主要做行政工作；一部分是从琉璃厂选拔的表现突出的学徒，实践经验丰富，像后来的瓷器鉴定大师耿宝昌先生；还有一部分渐渐成了大多数，就是聂崇正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经受过美术史、考古、历史、中文等专业的系统训练，研究能力强。 　　“如今在故宫里，人人都可以称自己为文物鉴定专家。”聂崇正说了句大实话，因为文物鉴定在大学里既没有专业课，在故宫这样的事业单位也没有职务序列，甚至在故宫的业务部门中，也没有专门设置文物鉴定部门和鉴定专家。 　　“据说东华门的一个看大门的，也对外宣称自己是文物鉴定专家。”聂崇正有些调侃地说。即使徐邦达这样的书画鉴定大师，也只能用简单的两句话概括“搞鉴定的”需要具备的条件：一是要看得多，二是要记性好。调皮的学生后来在两个条件后又加了一条：活得要长。 　　在聂崇正看来，故宫内外，在书画方面的几座大山似乎很难逾越。“像徐邦达、启功、傅熹年、杨仁凯这些书画大师，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他们对材料的熟悉、历史的了解和古文功底的扎实，我们这一代和以后的年轻人都可望而不可及。” 　　在故宫“国家级鉴定专家”的班底中，当今高端书画收藏圈内流传着这样的共识：徐邦达看（鉴定，收藏圈内行话）明清、杨仁凯看宋元、启功和傅熹年看古代法书碑帖又各最具权威。 　　“欧风东渐” 　　重估清朝宫廷画 　　偶然中蕴涵着必然：聂崇正对倦勤斋通景画的发现，得益于他中西方美术史的谙熟，以及对康乾盛世时“欧风东渐”绘画艺术风格的深入研究。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故宫开始对清代宫廷绘画进行清理，聂崇正从这时起开始与一直不为人所乐道的清宫画“摩擦生热”。 　　当时故宫的业务部主任杨伯达发现，宫内有大量清代的宫廷绘画，但是从未做过记录和整理。于是古书画部的全部研究人员倾巢出动，正式开始对这批绘画作品清点家底。 　　当时每幅画都需要配一张卡片，每件文物也需要编一个文物号，这样“定位”之后，就开始给作品“分级”。书画作品从高到低共分一、二、三3个等级，每一级中又分甲、乙两个档次。 　　书画作品的分级有一个惯例：元朝以前的都算一级品；元朝以后的根据其代表性来判断，重要画家的代表作品算一级品，重要画家的一般作品算二级品，一般画家的作品算三级品。 　　杨伯达在清点这些画作的过程中，把很多二级品提升为一级，让美术史中几乎忽略不计的清朝宫廷绘画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过去书画界认为宫廷绘画匠气，不像文人写意水墨那样活泼率真，宫廷绘画长期不受重视。 　　参与清点的聂崇正也发现，这些宫廷绘画作品很有特色，是记录当时人和事的纪实绘画，在照相机还没有诞生的年代，作为研究素材很有价值。《万树园赐宴图》记录了蒙古王公贵族百态，《马术图》则是乾隆皇帝观看八旗子弟马术竞赛的写真。 　　课堂上所学的中西方美术史和宫廷实物相印证，聂崇正敏锐地捕捉到了康乾盛世时“欧风东渐”。 　　十七、十八世纪，清朝的宫廷内有若干名欧洲传教士画家供职其中。清廷绘画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气象，欧洲的铜版画、油画也通过他们传进了宫廷。 　　聂崇正 　　随手翻开一本这一时期的宫廷画画册，“画一只瓷瓶，运用高光画出立体图的效果，并运用油画材质，这在过去的宫廷画和文人画中是从未出现过的”。 　　“清朝的前三朝皇帝很有自信，他们需要把治理国家的一些功绩记录下来，而欧洲画法的传入又提供了这种记录的可能性，二者结合起来，就导致了纪实绘画的出现。”这在艺术史上是很有价值的问题，聂崇正兴奋地发现，清代宫廷画的题材和风格都可以大做文章。 　　正巧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管理机构由国家档案馆转回故宫博物院。聂崇正于是成了明清档案部的常客，一有时间就钻到故纸堆里，整本整本地抄写档案，做了一书柜的资料卡片。 　　聂崇正 　　将档案和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结集成《清代宫廷绘画》大型画册出版，文物出版社增加了3次印刷，在美术史研究学者和清宫戏拍摄者中大热。 　　凭“望气” 　　鉴别郎世宁画作 　　在一幅清代乾隆时期皇贵妃的油画半身像的鉴定中，聂崇正就用上了这段“欧风东渐”的掌故。 　　皇贵妃，就是皇后下面地位最高的妃子。“当时海外拍卖市场不太认这件作品，认为油画是欧洲画种，在中国出现也是晚近的事情，两三百年前的宫廷内怎么会有油画出现？”聂崇正回忆。 　　但是当他收到一个收藏家传过来的相关资料、看到作品照片之后，马上从作品的格式、尺寸、绘画风格联想到故宫内类似的肖像作品，断定这是一幅从故宫散落出去的、乾隆时期郎世宁的作品。 　　这幅画是香港苏富比公司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征集来的，他们的祖先是清末八国联军进京时法国军队的司令胡雷将军。最后在几乎没有人竞争的情况下，这个收藏家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这幅珍贵的作品。 　　“文物鉴定的过程，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那是一种感觉，说得神秘点叫‘望气’，够不够明朝、清朝的气息，一看就看得出来。“聂崇正说。 　　文物鉴定人 　　要敢于说“不” 　　“文物鉴定专家只要一口咬定了，就不再轻易改口，这是行业内众人皆知的秘密。但徐邦达老先生就曾经否定自己，质疑自己曾经鉴定过的作品。”聂崇正认为：是否敢于挑战权威，或者否定自己，是衡量一个鉴定专家品质的要素。 　　聂崇正 　　也曾经挑战过权威。 　　2002年，拍卖市场上出现了四卷《康熙南巡图》的白描稿本。每卷的题签是不同的人所写，引首则都是徐世昌所书：“王石谷画康熙南巡图稿”。现定为第一卷的画上有黄宾虹的跋文，末句“壬申四月获观于大风堂中，黄山黄宾虹题”。 　　“从题签、跋文、引首中可以知道，这四卷画当时是张大千的藏品。”聂崇正说。定为第四卷的画上还有袁励准的跋文。此外，四卷中其他的题跋者还有溥儒、陈宝琛、杨僧若、汪荣宝、陈时立等十余人，所有的题跋者都认定这四卷画均为《康熙南巡图》的稿本。 　　聂崇正 　　认为：四卷稿本从画法看，很明显地存在着风格的差异。其中两卷画得较为细致，人物、景致着墨较多，似乎是正图之前的定稿；而另外两卷，则用笔非常粗放简率，几近于速写，人物、马匹等仅仅勾画出大概的轮廓和形状。画面中有的地方还留下了不少修改的痕迹，或许是最初的原始图稿。聂崇正判断，这四卷作品并非是一套，而应当分属于两组不同的作品。 　　得出这个结论后，稿本的内容和作者也就产生了新的疑问：除了已确定的《康熙南巡图》的稿本作者王翚之外，另两幅作品是谁所做，所画何事呢？聂崇正摊开四幅稿本仔细观摩，发现画中的建筑物，如石桥、城墙等处，已经带有明显的透视因素，与《康熙南巡图》的正本有差异，也即与画家王翚的画风有差异，因此再次大胆判断：图中的画法要晚于康熙时。 　　将稿本的出处彻底推翻之后，聂崇正再次细细研查，发现画中某些地域特征或画上极少的注明文字，于是下了最后判断：这四卷白描图中，有两卷是《乾隆南巡图》的画稿，另两卷是《万寿图》的画稿，均与《康熙南巡图》无涉。而既然与《康熙南巡图》无涉，也就与画家王翚无涉。 　　“但其中两卷到底是乾隆皇帝的《万寿图》或是皇太后的《万寿图》，当时还不能确定。”聂崇正想到查询乾隆皇帝的生辰。 　　“经查乾隆皇帝的生日是阴历的八月十三，皇太后的生日在阴历十一月份，而画中绘有冬日人群在冰面上行走嬉戏的场景，看来这套《万寿图》卷可以肯定是为乾隆皇帝的母亲崇庆皇太后祝寿的无疑。”

(故宫六记·回流记)文物平安归来就是最大心愿(组图)

负责文物回流工作21年；每一件文物回归都有一段曲折故事 　　文物的流向往往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清末以来，故宫文物几经沧桑，有的散落民间，乃至国外，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播者，也成为中国百年屈辱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故宫文物征集组一直在为这些国宝重归故里而奔波，不计名利的捐献者更是不计其数。《十咏图》回来了，《出师颂》回来了，《平复帖》回来了…… 　　然而，有的流失文物可能从此无法踏上归途，成为永远漂泊在外的“游子”。

　　2005年9月14日，工作人员正在展示清宫遗失珍贵文物龙锦。这件文物历经百年辗转于海外收藏家之手，后由文物专家刘幼铮和旅欧华人吴建民寻访获得。

　　1948年出生1979年进入故宫工作，1984年10月任故宫保管部总保管组组长，开始负责文物回流工作。现任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曾参与《十咏图》等国宝级文物的回购工作。 　　两本书一如往常，静静地搁在案头。从1984年起，它们就在故宫博物院保管部总保管组组长梁金生的书桌上安了家。

如今这两本（《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4种》）书的封面已有些破损，书页已经发黄，密密麻麻的繁体字记录着流失文物的名单。

中间偶尔点缀着一些蓝色铅笔画出的绿豆大小的圆圈，每一个圆圈，代表着一件流失文物的平安归来。

“古物目录上有1870件文物，已佚书籍书画上有1000余件文物。但我在上面画的圆圈还不到100个。”梁金生神色有些黯然：这样的圈，有的也许永远无法添上了。 　　国家划拨国宝 　　《中秋帖》、《伯远帖》 　　1979年9月1日早晨，天气已经慢慢转凉，31岁的梁金生，怀着惊奇跨进了故宫博物院的大门，成为故宫工程队一名工人。到他这一代为止，梁家已经有5代人在故宫工作。 　　1984年10月，梁金生成为故宫保管部总保管组组长，开始负责故宫文物的回流工作。总保管组成立之初，属于保管部的一个组，1998年经调整，归属于故宫院办下属的文物管理科，直到2004年2月，成为独立的文物管理处，被戏称为“大内总管”。故宫所有出库房、出院的文物，都必须在这里登记在册；同时，所有从外面以各种形式回到故宫的文物，也必须经过这一关。 　　上任之初，摆在梁金生面前的工作就是整理遗失文物名单。“当时我一个一个地数，越数越觉得责任重大。”梁金生说。 　　流失容易，要想一个个找回来可就难上加难，名单上每一个圆圈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多文物不可能回到宫内，包括大家都知道的三希帖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梁金生说。 　　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当年因乾隆皇帝将自己珍爱的3件稀世书法珍品收藏于此，故得名“三希堂”。3件绝世书法分别为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 　　据梁金生介绍，1924年溥仪出宫时，企图将《快雪时晴帖》夹入随身行李带出，不想在神武门被查出扣留。日后此帖随同故宫大批南迁文物几经转徙，最后被运往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于其他两帖的命运则坎坷曲折。清亡以后，二帖流出宫廷，一度散落民间。 　　1951年，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在途经香港做短暂逗留时，他意外得知流失的清宫国宝“二希”在香港。原来，二帖被抵押给一家英国银行，赎期限定在1951年底。 　　郑振铎急忙向中央报告，希望政府能够出资购买，以防国宝落入他国。大收藏家张伯驹也一直关注着二帖的去向，当得知典当给英国银行并欲出售时，便立即上书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当即作出批示，在确定真伪之后，两件国宝以重价购回。1951年12月，王冶秋副局长亲自将二帖送交故宫博物院，结束了两件国宝长达数十年的颠沛流离之苦。 　　“很多珍贵的文物都是国家划拨回到故宫的，包括《清明上河图》等。”梁金生说。 　　张伯驹捐赠 　　《平复帖》、《游春图》 　　在梁金生的日常工作中，几乎每周都会收到要求捐赠或出售文物的信件、电话。很多收藏家选择了将自己经营一生的收藏捐献给故宫，作为最好的归宿。 　　张伯驹曾被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称作“最佩服的捐献者”。从1927年至1957年，张伯驹收藏名画墨迹历时30年。1941年，他遭汪精卫手下师长丁雪山一伙绑架，开价数百万，逼迫他变卖藏品以赎身。张伯驹先生宁死不从，僵持近8个月，土匪见敲诈无望，只好将他放掉。 　　为了不使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流失国外，几经周折，张伯驹终以4万元买下。流亡路上，他把《平复帖》缝入衣被，不曾离身。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1945年从长春伪皇宫中流出，被玻璃厂商人收买下，想转手高价卖给外国人。张伯驹卖掉占地13亩的宅院，凑足240两黄金买下，国宝才没有流失海外。1956年，张伯驹将收藏品中的8件珍品无偿捐献给国家，这其中就有《平复帖》、《游春图》等。 　　出资1800万 　　买回《十咏图》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除了政府划拨和个人捐赠，文物回流增添了一个新的渠道———拍卖市场竞拍。 　　1995年秋的一天，北京一个容纳800人的拍卖大厅座无虚席，连走廊过道也挤满了人。然而，临近9时拍卖开始，现场鸦雀无声。紧张的气氛来自于拍品———张先的《十咏图》。 　　当天，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代表故宫坐在竞拍席上，而梁金生则是故宫方的举牌人。这也是梁金生首次参加的拍卖会。 　　拍卖师宣布了起拍价，现场竞争立刻激烈起来。梁金生说，参加拍卖会之前，故宫就下定决心，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要让《十咏图》回到故宫老家。一次次举牌，气氛达到了白热化，一旦有人高过故宫的出价，梁金生就会再次举牌。最后拍卖会场出现了感人的局面，参加竞拍的代表有人喊起来：不要竞争了，把画留给故宫吧！就这样，在梁金生举起1800万的牌子时，全场顿然安静。随着拍卖师“1800万，成交！”并砸下小锤子的那一刻，《十咏图》终于被重新请回了故宫，梁金生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只要有珍贵文物出现，故宫就一直活跃在前台。2003年4月，故宫博物院得知嘉德公司将拍卖隋人书《出师颂》的消息后，立即与该公司进行接洽，并先后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7月8日，北京市文物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指定故宫博物院为《出师颂》的优先购买单位。故宫博物院遂动用该院文物征集专项资金2200万元予以收购。“这是迄今为止，故宫花最贵的价钱所买的文物，但这价钱跟《出师颂》的价值是匹配的。”梁金生说。 　　文物回购 　　时间无限制 　　据梁金生统计，故宫回流文物中，拨交接收的总数有165061件，其中一级品为2706件，涉及到中央、军队和地方各机构、单位等。 　　从有关单位、拍卖公司等征集收购的文物中，总收购件数为53915件，其中一级文物1764件。 　　捐赠物品中，到故宫的总捐献人数为566人，捐献文物为21875件，其中一级品336件。 　　“文物回购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梁金生说。现在每年年初，梁金生都会报出当年回购文物的大致计划，再根据掌握的线索，到各地去看是否有适合故宫回购的文物。 　　“我已经做这个工作21年了，到离休之前，我会一直做下去。我希望在我手上的《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4种》等基本书，上面的珍贵文物都能够回来，能够让我多画一些圆圈。看着文物一个个平安归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戴上眼镜细细翻看纸张已经非常脆弱的丢失文物目录，梁金生有些感慨。 　　回流途径

　　1932年被溥仪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溥仪出逃，该画滞留沈阳机场 　　辽沈战役后，收存在东北人民银行的保险库 　　1950年，拨交到新成立的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 　　1953年，拨付到故宫博物院

　　民国期间，为恭亲王后人溥心畬珍藏 　　1937年，意欲出卖，几经转手落入英国 　　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入 　　抗日战争期间，张伯驹携带着抵达陕西 　　1956年，赠与故宫

　　1945年被分成两件残品流落民间 　　2003年，出现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的拍卖品中，7月28日，故宫出价2200万人民币购得 　　2003年8月18日，回到故宫 　　采写/蒋彦鑫 　　摄影/ 浦峰

聚焦故宫安全保卫措施：侍卫犬力保平安夜(图)

　　（午门展厅的摄像头和报警探头总数超过40个。此外，还有专人驻守看防。）

　　10月5日傍晚，迎着落日的余晖，常福茂带着他的爱犬上岗巡逻。故宫每天清馆时，犬队的作用不可或缺。

　　犬队创始人常福茂被人称为“狗哥”，犬防已成故宫安防第四种力量 　　故宫安防历经80年，演变为如今的四式联防，即人防、物防、技防和犬防。所要防范者，则称为“四防”———防火、防盗、防爆炸、防破坏。 　　故宫保卫处被称作“京城第一保卫处”，人数超过240人，下设警卫队、技术科、防火科等8个科室。故宫每天闭馆后，有至少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在运行。

但仅靠庞大的人力和高科技还不够，犬防作为难以取代的防范方式，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男，46岁，故宫保卫处助理工程师，故宫犬队创始人。他自幼喜欢养狗，1987年受命组建犬队，因此被称为“狗队长”。熟识的人称他为“狗哥”，他则自称“狗疯子”。

只有它们，敢在紫禁城的石阶、红墙拐角、石狮底座、树干和垃圾桶上“随地小便”。每逢数万游客散尽，所有的门都锁闭后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湿润了的地方，就是它们巡查时留下的记号。 　　白天，游客进入后，它们就被关入狗窝。这个狗窝被人称作“大内犬舍”，十几年前由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专门设计建造，青砖红墙，与故宫整体建筑风格保持一致。 　　今年国庆前夕，故宫博物院保卫处副处长王建新推开“大内犬舍”的铁门，迎着一阵猛烈的犬吠，对常福茂大喊，“神武门展厅就要开展了，回头得放狗啊。”正在埋头拌狗粮的常福茂，抬起头麻利地答应着：“好！” 　　1987年后，自幼喜欢养狗的常福茂，从故宫保卫处技术科一名值班员，受命成为专事创办犬队的人员，故宫里人称“狗哥”或“狗队长”。他养的那些狗，常被唤做“犬侍卫”或“侍卫犬”。 　　此后，犬巡制第一次得以在故宫博物院建立并逐渐成形。伴随着故宫大修的进展，由常福茂、他的徒弟刘硕和16条狗组成的犬队，正担负着越来越多的闭馆清查、施工工地夜间蹲守和突发事件等安防任务。 　　“故宫里有近百万文物。除人防、物防和技术防范之外，犬防是目前故宫第四种安防措施，相当重要。”王建新说。 　　每天闭馆时 　　带侍卫犬上岗 　　跟往常一样，10月2日一整个白天，46岁的常福茂都围着16条狗转：喂狗、驯狗、清洗狗窝。 　　这一天，9.3万名游客进出故宫。 　　一名游客，可以在故宫内看到警察、摄像机和报警器，但可能无法想象，偌大的故宫每天清馆时，如何保证清理到每一个角落。 　　夜幕降临，常福茂牵上最好的侍卫犬“雅戈”，与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开始巡查故宫开放区。紫禁城内四下幽静，可以听见钥匙打开门锁的咔嚓声。 　　珍宝馆是重点巡查区域。如果一只鸟留在了展室，它将要面对的是故宫里最好的警犬。但前提是，飞鸟根本无法进入。 　　珍宝馆内外，红外、微波、双技术、声音等多种报警器探头24小时开启，摄像头全方位监视，没有空白点。在故宫中央控制室，保卫处工作人员24小时面对40多台显示器，包括珍宝馆在内的所有地点，一旦出现报警，系统将自动录像，并有三种以上的技术手段进行复核，如发生意外，会在第一时间通过专线电话上报。 　　现今，故宫保卫处工作人员已有240人，加上驻院武警中队、派出所、驻院部队的三个中队，足以将紫禁城围个水泄不通。 　　一个多小时后，常福茂和“雅戈”的巡查已近尾声。“雅戈”在墙上撒了点尿，跑到常福茂身上蹭了两下。珍宝馆一切正常。 　　地下文物库房是常福茂和警犬回到犬舍的必经之地。这个保存了60多万件珍贵文物的现代库房，与午门展厅一样，都有独立的中央控制室、独立的工作组和严格的管理纪律，且都不需警犬巡查。 　　“如果不经过层层审批，即使张择端从北宋回来，也看不到《清明上河图》。”工程处处长张克贵说，“私自进入地库的每一个角落，他都会被先进的监控仪器发现很多次。” 　　10月2日的闭馆巡查没有异常。 　　过了一会儿，常福茂带上更多的警犬，把它们撒进正在施工的保和东西庑。 　　第一只侍卫犬 　　让他耿耿于怀至今 　　常福茂 　　是1979年进入故宫的，那年他20岁，成了故宫保卫处的一名守机员。 　　守机员每晚的工作是，坐守在隆宗门值班室里，守着故宫第二代监听机，聆听三大殿里的响动，就像守着一台音量调到最大，但没有任何节目的电视。 　　监听机里传出的，往往是黑暗中蝙蝠飞翔、家具开裂或老鼠啃咬的声响。对动物天生敏感的常福茂，日积月累，甚至总结出太和殿上乌鸦活动的规律：它们日出时一拨拨啪啦啪啦地飞走，日落的时候又啪啦啪啦地飞回，一只乌鸦首领哇哇地先“说”上几分钟，然后乌鸦们各自散去睡觉。 　　按照规定，机器发出大的响动，值班员必须到场复核，以防文物发生不测。每晚推开大门，常福茂都感觉心里发凉，尽管他曾师从著名查拳教练学过几年，拳脚功夫底子不错。 　　自幼喜欢养狗的他想到了狗。最初被他带进故宫的狗，是一条杂交德国黄黑牧羊犬，起名虎子。技术科科长王元平默许了。 　　白天，虎子的活动区域是兆祥所临北城墙一百米左右的狭长空地。常福茂用木板给它搭了一个狗窝，收集值班室同志们的剩饭剩菜倒给它，然后打扫它的大小便。 　　晚上，那台误报率很高的监视器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值班人员就会拉上虎子出去。每当门一打开，虎子就会噌地先蹿进去。“当时也不懂驯犬啊，但大家带上它就觉得心里塌实。”常福茂说，“它跟大家一起值了5年多的班”。 　　那时候的北京禁止养狗。1987年4月，爱国卫生委员会的人三天两头找上门来，态度坚决，“养狗违法，三天内，必须要处理掉。” 　　三天后，故宫里再也找不到一只狗。常福茂把虎子送给了一个铁哥们，临走时还留了一句话：“善待它啊，回头我一准儿回来看它”。 　　两个月之后的6月24日，正好在家休息的常福茂，听到步话机里的声音“乱了套了”。他赶回故宫前，神武门已经戒严。常福茂说，混乱中，他看到那天值班同事的手不停哆嗦，连火柴都划不着了。 　　据《全国文物犯罪案例选编》记载，当天吉林人韩吉林切断报警装置，将放有奉天之印、皇后之宝等11件国宝的展柜挪开时被发现，逃离时被擒，后被判死刑。 　　十多天后盗宝事件渐趋平息，技术科的领导找到他：“院里同意养狗了，把原来那条牵回来吧。” 　　故宫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此次盗宝事件震动中南海，有中央领导发话：“故宫里应该养几条警犬。” 　　常福茂 　　兴冲冲地赶到朋友家，不料，看到的却是一张紧绷在墙上的黑黄狗皮。虎子的生不逢时至今仍让常福茂耿耿于怀。 　　犬舍建筑风格 　　与故宫融为一体 　　故宫电话单保卫处一栏下，现在写有“驯犬”，后面标有电话。最早的时候，电话单上写的是“狗窝”，此后改为“犬舍”。“驯犬”已是经过两次更新换代后的称呼。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狗窝”在故宫里四易其址：兆祥所、隆宗门西值班室、东华门庭园科，最后才是现在的武英殿对面那100多平方米的犬舍。 　　获准养犬后，院里拿出5000元买了两条，副院长王树卿又从承德带回来两条，每条狗每天拨5元钱伙食费放在食堂，由常福茂负责喂养。 　　而常福茂，也因此被称为“狗队长”，熟识点的人称他为“狗哥”或常师傅，他则自称“狗疯子”，有时候夸儿子就脱口来一句：“好狗！” 　　常福茂 　　受命建立故宫犬队之初，现在的犬舍所在地还只是一片荒地，故宫的报警探头也只覆盖了珍宝馆、三大殿等16个区域。 　　几经辗转，古建部的犬舍设计图终于出炉。那是一张半张单人床大的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地画着横竖条纹。尽管看不懂，但这已让常福茂足够兴奋。 　　当时，故宫的三个安防系统：火灾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和高压供水系统也都在规划建设当中。 　　原安工办主任、现任故宫工程处处长张克贵承认，故宫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包括微波、红外、双鉴探头和摄像头等技术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之所以从1987年始，历经十年才告竣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古老的文物，工程铺设线路可能破坏东西六宫的门槛、武英殿的地基……凡此种种都需长时间的研讨磋商，“有时古建部的两个专家都意见相左。” 　　犬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使犬舍与故宫建筑风格融为一体，让古建部的技术员们头疼了许久，他们拿着反复修改的图纸，常师傅在屁股后跟着，往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规划局跑了至少七八次。 　　忙活了一两年，一纸批复终于到达。当天，接到电话后，常福茂的第一反应是：这些狗总算能有个窝了，也算没白忙。 　　新犬舍花了近8万元，落成后稍显沉寂。但此后更多狗的加入，以及他20岁的徒弟刘硕的加入，才让这里热闹了起来。 　　这个由师徒两人和一些狗组成的犬队，开始了故宫独立喂养、驯狗和犬巡的历史。 　　尽管妻子不赞成他养狗，但常福茂身上狗的气味还是越来越重。一次他们去商场买空调，售货员在介绍性能的时候，手一直捏着鼻子没有放开。 　　常福茂 　　一怒之下转身就走。 　　16条侍卫犬 　　来自3个国家 　　10月2日下午2点，武英殿附近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小院里，16条来自3个国家的警犬，在“大内犬舍”的8个笼子里狂吠不止。已到了它们吃饭的时间。 　　它们中有来自德国的牧羊犬、比利时的马林诺斯犬、德国的罗德维拉犬和英国的拉布拉多犬。它们出类拔萃、训练精良、血统纯正，不论从哪个方面看，由它们来担当故宫的“看门狗”都恰如其分。 　　现在，故宫每年为它们看病、防疫、消毒以及维修犬舍的费用超过4万。 　　雅戈、蓝波、大熊和丽丽必须分养在四个笼子里，原因在于，它们位居犬队前四，为了争权夺利，任何两条之间都可能发生激战。同样的尊卑之别还体现在洗澡的先后顺序中，体现在遛狗时被抚摸的先后次序中。 　　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总共一年半的学习，加上10多年的驯狗经验，使常师傅在北京的养狗圈子中小有名气，故宫里的大部分狗和训练用的扑咬衣、牛皮绳和牛皮狗口笼，都是朋友送的外国货。 　　由于没有专职的助驯员，常师傅和徒弟刘硕分别成为训练扑咬的假想敌，身上都是伤痕累累，并且获得了一个经验：被狗咬不要迅速处理伤口，否则它还会咬你。 　　故宫内刊《故宫人》中记录了常福茂说过的一句话：“驯狗就像烧一窑砖，今天火候大，明天火候小，就废了。” 　　“狗成材的比例是五六万分之一，而故宫”犬侍卫“的淘汰率也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常师傅分析，“狗通人性，训练等于跟狗聊天交朋友”。 　　人防、物防和技防 　　难以取代犬防 　　常福茂 　　师徒两人不仅是16条狗的保姆、训练员，更重要的，他们是带狗执行安检的技术科巡逻员。犬队必须24小时有人值班，对讲机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 　　“犬队的工作有三个，突发事件、定点蹲守和日常安检。其中，日常安检是工作之重。”故宫博物院保卫处副处长王建新说。 　　依照故宫的文物安防规定，白天，所有展厅内的文物安全由开放管理处负责。游客走后，每一展厅里的工作人员都要将自己所属区域的文物清点，并且搜查所有可能藏匿人或物的角落，连消防灭火器的把手，枯井深处和高大展柜的顶端都要一一清查。确定没有异常，某一区域的所有人拉网检查一遍，“就像潮水漫过一样。” 　　此后就是故宫犬队的安检。那些训练精良、凶悍异常的犬侍卫，将受命寻找可能留在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 　　回顾以往盗宝事件，业已退休的故宫保卫处老安防人员崔保贤认为，清馆不净是主要原因。他至今记得上世纪70年代，曾有人藏匿故宫，偷走了食堂里的馒头。 　　张克贵说，“故宫的纵深体系分为防护区、监控区和禁区。我们的目标是，不动用驻院武警部队、驻院部队和驻院派出所，单靠故宫保卫处的力量，把意外控制在防护区之外。” 　　尽管今天故宫的“技防”水平已今非昔比，在一级风险地点装有最先进的设备和至少三种复核手段，“人防”靠的是人海战术，“物防”上的铁栅栏、铁窗、防爆玻璃和铁柜早已加封加固或更新———但犬防，不止增添了一种新的防守措施，更关键的，犬的作用不是人、物与技术所能取代的。 　　功勋犬的名字 　　不容再搞错 　　没事时，常福茂会翻出牛皮纸袋子，找出为数不多的报道，看上几眼。他说，拒绝掉的采访很多。 　　2003年2月，常福茂和他的犬侍卫才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那是在《宠物·杂志》的一期特别报道的照片中，在北京冬日的晨光里，常师傅与刘硕分别牵着雅戈和蓝波，时而出现在午门的城墙上，时而隐没在太和殿幽深的阴影里。 　　2004年5月，故宫内刊《故宫人》重复了《宠物·杂志》中“雅戈”的功勋：2002年，一个连的兵力搜遍紫禁城寻不到某个人，最后，是雅戈，在隆宗门附近的一个土堆里找到了他。 　　“这两份杂志共同犯了一个小错误。在土堆上找到那个人的，是‘獒击’，不是‘雅戈’”。常师傅微笑着提醒记者，“这次可不要再写错了”。 　　故宫档案 　　故宫安防 机构沿革 　　1930年，故宫第一次有了自己组织领导的安防机构，时为警卫队。此前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京津卫戍部队、北洋政府调派的警察队，以及北京市政府公安局派驻的保安队，先后驻守保卫故宫。 　　“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原有的警卫队和守护队，合并为守卫队，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1952年，故宫院内职工参加“三反”运动，中央公安部队进入。此后不久，守卫队恢复原有建制。 　　故宫现有安防机构的雏形始建于1954年，其时守卫队撤销，防护队成立，由院直接领导，负责四门警卫和消防，同时成立的保管队归保管部，负责开放区和陈列室内外安全、文物看管。1960年1月，防护队和保管队划归警保处统一管理。 　　1966年到1971年，故宫停止对外开放，撤销警保处。整个“文革”期间，故宫安防部门几经调整，曾一度归属院政治部，一度确立起来的安防模式瓦解。 　　1971年故宫重新开放，院内职工下放劳动后保留下来的警卫小队扩充为警卫队，负责四门守卫、院内岗哨和巡查，而开放区安防仍由群众工作部下面的保管科负责。 　　次年，警保处恢复，警卫队和保管队纳入其中。 　　1978年11月，保管科从群工部分离出来，扩大为开放管理部，专事开放地区和陈列室内外文物安全保护；警保处则改为如今的保卫处，增设防火科，1985年增设技术科。 　　故宫博物院技术科高级工程师吉长春称，故宫博物院真正进入“技防时代”是1998年，此前，均可统称为“人防时代”。80年来，故宫博物院自设的安防机构，随时局变化而沿革，渐成今日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5起盗宝案 　　采写\\朝格图 　　摄影\\ 张涛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