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昆阳子
-- 发布时间：2009/9/25 17: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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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下）
刘泽华
三、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定要有分寸，不宜过分夸张
前些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孔子褒扬了一番，让我们看了很舒心。2004年又有一批领衔学者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更凸现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时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最近读到另一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西方文明盛极而衰，现在已经没落了，
诸多先生谈到中华文化就集中说精华，而且说得那么美，像“宣言”中所概括的，反之，把“世界”说得那么差劲，试问，“中华”在“世界”之中吗？中华就没有“世界”那些毛病？这符合历史事实吗？中华文化精神是复杂的系统，只说精华显然不能成立。历史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有美的一面，也就有不太美的一面。难道阿Q精神、酱缸精神等等，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不在矛盾中陈述，精华也显示不出来。我们的民族精神不都是在美的诗意中展现的。用美的诗意概括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未必有益。
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要历史地考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精神，同时还要用“二分法”来分析，每个民族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
民族文化不宜分“优劣”，但我认为，从比较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文化有“先”“后”，所以才有“先进文化”的提出。
如何分“先”“后”，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民族内部有 “先”“后”，各民族之间也有“先”“后”问题。从大局来说，“先”“后”首先是历史阶段问题。
我还是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五种产生方式的表述可以讨论、更改，但不能因此不承认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我仍然认为经济是基础，文化等是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目前我们国家在世界大潮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应该是出于后进、后发的阶段。30年来我们的巨大进步和发展非常的鼓舞人心，也令世界瞩目。但是不要忘记前面还有一个定语：“后”字。我们不甘心“后”，我们要从“后”向前赶。但这个“后”仅仅是点点滴滴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勇敢面对。过去总是强调我们的所谓的“先进性”，又强行实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曾经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种超历史阶段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或那个失误，我想最大的失误是强行超历史阶段。
如果爱国学、儒学指的是传统之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发展面前，从总体上说，它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的是阻力。无需过多责怪书生吴虞老先生“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何曾不欲把现代化扼杀在摇篮里！翻看一下《翼教丛编》不难找到杀气腾腾、血淋淋的霸语。何止语言，在我们的土地上又有多少因反孔教而被诛的漂游冤魂！在历史上儒家不是那么文质彬彬的，也是浑身充满杀气的。孔子说过：“不教而诛谓之虐”，但不服儒教而被杀的就是“善”！
如果平心静气地说，五四以来，国学、儒学、传统文化并没有中断，“文革”似乎抛弃了传统，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文革”恰恰是以特殊形式再度展现“传统文化”，试想想，“忠”字化运动、个人迷信、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狠斗私字一闪念、天天读天天讲等等，都可以从传统中找到原型。不管是用儒，不管是扬法，应该说都与国学有关。儒、法在鼓动封建专制主义上途殊同归，“文革”封建主义大泛滥，儒、法都有其功。把“文革”说成与“传统”断裂，实在是一种误解。“文革”无疑有其自身的东西，但就与“传统”关系来说，我认为是“传统”的主旨——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复活。
就我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我对国学、儒学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其中有精华，但从体系说与现代意识是两回事，而且有历史啊阶段的差别。从主要矛盾角度看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从历史中走出来，而不是振兴传统等。
我不赞成对传统文化提倡“认同”，即使有所继承也只能使在分析、再创造中吸取某些养分。现代化的文化主要是新时代的创造和学习更先进的东西，并在历史中逐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有与之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这还有疑问吗？
为了民族的发展，我们要敢于向一切先进的学习，不管来自何方。何兆武先生提出，作为科学的最基本道理，不应分中外。我赞成何先生的看法。但各民族的历史进程有别，只能从具体情况中出发求其适应性。学习也不是一簇就成的，要试验，要找到衔接点和适用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要建设一个自己的文化形象，是非常难的事情。比如说现代的概念与思维方式，究竟有多少是传统的东西？恐怕主干部分是近代一百年来从西方引进而来的。无可奈何，我们必须接受。关键是要维护我们民族发展的利益，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从哪里来的，只要符合我们的需要，我们拿来了，我们学到手，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实看看日常的所穿、所用、所住、所行，有多少与引进来的无关？我认为只要对我们的民族发展有利，成为我们生活因素，这就是民族的，我们拿来了，接受了，有利于我们发展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些年的大发展，不管它是哪来的，我强调的是，只要对国家和人民的提升发展有用，带来了利益，就是我们民族的。
我们的经济有了惊世的发展，我们的文化观念同样也有了巨大的改观，正是向现代意识转变。诸如导向现代的开放意识、改革意识、和谐意识、民主意识、多元意识、主体意识、公民意识、法制意识、竞争意识、契约意识，凡此等等，在改革以前是十分匮乏的，即使有也是出于犯禁的窘境。随着经济日益发展，现代化的中华文化也会走向强势。现代的文化主要要从现代生活中提炼，要围绕生活来提出新问题，求索新观念、新价值。不要用“传统”来当裁判。
时下有一股很强劲风，就是批判激进主义，批判“五四”，我是断然不赞成的。“五四”当然可以分析，激进主义当然更值得反思，但我认为激进主义的失败也比固守传统有历史意义。我认为不应因批判激进主义而倒回到传统。
论者还提出要用“国学学科”来“重新认识和估价依据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建立的学科制度所带来的利弊得失”，真可谓以古度今，以寸量尺。如果我们目前的“学科制度”有什么“利弊得失”，主要应审视其道理和是否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怎么能用“国学学科”来衡裁？这是不是现代的唐·吉诃德？我余年无多，若还能看到用“国学学科”重塑出来的更适合现代化的新学科横空出世，届时我一定五体投地。
论者又说：“充分汲取和借鉴世界尤其是欧美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成分，给国学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试问，“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还是“传统学术”的国学吗？我们是现代人，谁也难免不犯“倒贴金”的毛病，但这种从理论上公开张扬整体性的“倒贴金”，无论如何是历史学的大忌。
更让人生疑的是，论者竟把“国学”提到“国家”意志的高度：“重振国学，理应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夸大到这般地步，真难让人理解！
新儒家曾热衷颂扬新加坡是在儒学指导下腾飞的范例，被李光耀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不以李光耀的是否为是非，推崇者尽可以接着说。我希望再论证一下，中国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果中有哪些“战略”因素是国学、儒学的？请细细道来，把这30年说透了，对未来的“战略”意义，可以增加证据。这不是“将军”，而是期盼。
四、国学是否着重研究民族精神
现在各学术分科都有与国学相关内容，且都是重头，这30年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国学不可能把这些包容进来。章太炎等倡国学的初衷是寻找与发扬民族精神，现在重新提出，是不是以此为主要对象，深入、系统研究一下民族精神发展过程？
在我看来，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现象，没有什么一贯的、不变的、固定的民族精神。大而化之，商周时期基本上还是个神秘的世界。从诸子百家之后，文化是转型了。有人概括为人文精神，在深入追下去，比如人文的主体是谁？应该说是圣人，而圣人的最高形态是圣王。秦始王就是第一位称圣的帝王。孔子、儒学的地位与帝王钦定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这个大背景谈人文、孤立突出儒学是不符合历史的。到了近代，中国又发生了新的文化转型。
历史进程中有许多难题，很难评价，国学时否能给以特别的关注。下边罗列几个问题：
倡导国学、儒学者都说中华精神是和谐，是否应具体地把和谐呈现出来？哪些是和谐，有不和谐吗？具体到社会的人又如何定位？把和谐吹到云霄，弄成空灵，离开血与火的事实行吗？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五四”时期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还成立吗？
多年前某大学一位博士论文写的是钱谦益，让我评论，我说我评论不了。肯定钱谦益，史可法等等的抗清如何定位？记得范老？（文澜）说过，明朝该亡，满族是带丰厚的嫁妆来的，“文革”中遭到毁灭性的批判。这些问题至今似乎也没有深入研究。
李约瑟问题，有人进行了回答，我的印象似乎没有一位作者给儒家文化开绿灯的，这时怎么回事？
倡言者把儒家文化说得那么棒，可是怎么没有把中国比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的道路？反而是百般阻挠。事到如今，转身又要救世界之弊。这是怎么回事？
传统社会的帝王老子与官宦都高唱儒家道德，可是官场的反道德却是常态，这又怎么解释？
上述诸多问题，都与价值、理念、传统文化精神相关。
（摘自：《新华文摘》，2009年第15期，第58--61页）
（文字录入 何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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