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灿烂辉煌。文明之初，即以“中国”自称。“中国者，礼仪之邦也。”可以说，以中道立国，以礼仪立国，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较而言最具特色之处。[1]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以儒学为核心的“礼治”和“德治”思想，构成了我国传统的治国理论基础，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古典文献之一，记录了距今四千年至二千六百年间的政事。虽然在其之前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传者的损益，不可避免的会加入一些传者的思想观点，但它基本反映了最迟是殷周时代的语言特点，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左传》、《史记》等后来史书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并被儒家奉为五经之首。本文将主要以《尚书》为基础，简略地论述周代及其以前德治思想形成的演变过程。

    远古时期，没有国家，也没有政治。人们为了生存,结成大大小小的许多部落。部落内部，因利益发生的矛盾，就由具有智慧的人来决断是非曲直，决断之后，有错误的人如果不改正，就给他一定的体罚。这也就成了君长刑政的开始。而部落之间为了生存的利益，也会相互发生争执，争执不下，就开始以兵戈相见。这就是战争的开始。战争的结果，又使部落不断合并，最后天下归于一统。（参见柳宗元《封建论》）“有部落酋长而发生帝皇官吏之政治，其势实由下而上。故古代虽有君主政体，其君民之别，初不甚严。君者，群也。”[2]因此，部落首领、天下君长还不能只靠才智和刑政服众，还要有德政，故尧舜让国，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这就是德治的开始。劳动使人最终从动物中分化出来，而群的出现，刑德的形成，则使人类有了社会性，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德”字从何而来，至今尚有争议。但从《尚书》我们可以知道，尧舜的时候，为政的已经很注意德的作用。《尧典》（为《尚书》之篇章，一下不标明书名者，均同。）就有“克俊明德，以亲九族。”他秉公办事，体恤人民，严于律己，勤俭朴素，被后人视为仁君的典范。但尧的贡献主要是划定四时，设置百官等，似乎对思想政治建设还顾不上。而舜则不然，他本身就是因“玄德升闻”而受禅。舜不仅能以德垂范，任人唯贤唯德，而且在各项制度建设上都有大的创造。他划分疆界，设置五刑，敬敷五教，推广诗乐。在用刑方面，他提出“惟刑之恤哉！”（《舜典》）即使用刑法要十分慎重啊！要“惟明克允”（《舜典》），即明查案情，处理公允。在教化过程中，要“在宽”（《舜典》），即注意宽厚。“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典》），即教导年轻人要做到正直而温和。而且他还设置了谏官，以期真实地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1]

具体的讲，怎么才算德治呢？在《舜典》中，记载了舜刚受禅时对十二州州牧说的话：“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就是说要安抚远方的臣民，爱护近处的臣民，亲厚有德的人，信任善良的人，拒绝邪佞的人。《尧典》记叙的还不够完备，又在《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进一步补充。在《大禹谟》中通过禹的口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在《皋陶谟》中，皋陶与禹又具体的讨论了如何实行德治的问题，皋陶指出：“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并进一步提出德治就是要慎身、思永、知人、安民。他们的这些治国思想，奠定了我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在治国方略中的地位，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后来的价值取向。

    自禹之子启取得帝位以后,结束禅让之制，进入中国历史上阶级统治的私有制社会。夏朝可见于文字记载的东西不多。从这些不多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启的帝位并没有获得当时的普遍认同，他的同姓有扈氏就不服，要起兵讨伐他。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说“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甘誓》）就是说是奉行老天对他的惩罚。在尧舜禹之时，虽设有礼官，恭敬地祭祀鬼神，但奉天行命一说很少出现，而是以民为本，“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大政事。夏启之后，不仅奉天，也开始敬祖。希图通过对天地祖先的崇拜,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虽然，我们看到《五子之歌》中大禹有“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的训诫，但夏时的君主似乎并没有考虑过会有朝代更替的问题，除少康与杼之外，多是骄奢淫逸，没有太大作为。

夏桀无道，成汤起兵反之。虽然夏德已是到了民众都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汤誓》）的地步，但似乎汤伐桀仍迥非民意，义师之举，似纯由威逼利诱而来。如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说：“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汤誓》）这大概是因为尧舜禹都是用禅让继承帝位的，汤却是用武力取得的帝位。所以“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之诰》）这也确有佐证，如《夏社》记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就是说，汤战胜夏以后，打算变更社神，没有如愿。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为了巩固其统治，商代将对天和祖先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形成了一套和巫术紧紧结合的宗教迷信。《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统管一切自然现象，还主宰一切人世间的事物。这些可以从卜辞、甲骨文、诗经中得到反映。为了维护王权的地位，又说君王是上天派向人间，替天行命的。如《太甲上》尹伊作书说“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还说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如《诗经·商颂》“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他们死后似后还会回天上当帝王，所以，商王死后都尊称为帝。又自称“余一人”、“一人”或者“予一人”，即人上之人，唯我独尊。不仅如此，为了将“上帝”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他们还垄断了和上帝沟通的权利。《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就是说要“绝地民与天神相同之道。”把与天神的沟通，限制在专门祀神的人手里。这种人称“巫”或“祝”，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巫”和“祝”，“巫”和“祝”的首领就是帝王。[1]不仅上帝，一切山川诸神，也都成了崇拜的对象。殷王除崇拜上帝、山川诸神外，还盛行祖先崇拜，而且这种崇拜比对上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盘庚上》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不仅自己的祖先，还包括其他有功贵族的祖先，如《盘庚上》说：“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从与享之。”乃至夏之旧制，亦不敢动，如《仲虺之诰》“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这也是因在殷代前期，盘庚以前，殷王的地位并不巩固，其他权贵在政治军事上还有很大权利，通过“人唯求旧”（《盘庚上》），达到统治集团利益的平衡，这或也是对祖先崇拜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殷代关于德的观念，受敬天、尊祖思想支配。所以德首先是一个宗教观念，当然也包含人事。从《盘庚》等篇看，有如下含义：恪谨天命，尊顺先王；信用旧人；唯王之言是听；不聚敛宝货，勤劳从事等。[2]为了维护其统治，商朝还建立了一整套刑法，《荀子》说“刑名从商”，《吕氏春秋》说商代有“刑三百”，可见当时刑法的规模之大和体系之完备。

随着殷王权力程度的加强，作君王的开始把自己进一步神化。以前只有在卜辞中，对死去的王有时称帝，如“帝丁”、“帝甲”、“文武帝”，或泛称“王帝”“帝”、“下帝”。到殷纣王时则自称“帝辛”，大臣们也直呼其为“天子”。如《西伯戡黎》中，祖伊就呼殷纣王为“天子”。殷纣王大概也忘记了上帝是他的祖先们编造出来的，自以为“我生有命在天”（《西伯戡黎》有“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记载。），终日花天酒地，又炮制酷刑，其荒淫与残忍比夏桀更甚。然而，在民众“天曷不降威？”的愤怒声中，商的统治很快就被周取代了。（参见《史记·殷本纪》）

周以“小邦”打败“大邦”商，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历史现象，历史上称之为顺天应人的“革命”。当然，事实上在周武王去世之后，发生的武庚之乱，才是商代奴隶主贵族的最有力抵抗，周公东征三年，始得四海平定，天下一统。总结殷商衰败灭亡的经验教训，为了巩固其统治，以周公旦为首周王朝统治者在继承商之天命论的基础上，又对之进行了积极的修正，使其为周王朝的统治服务。一方面，承认商是受命于天，但周取代商是顺天之意。如《召诰》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原因是“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作君王的要“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而商恰恰是“惟不修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周则不过是“行天之罚”，（《牧誓》）“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康诰》）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所以又提出了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上》）“天惟时求民主。”（《多方》）为了顺人，就又特别重视保民思想。《康诰》说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再者，也是因为“天难諶”（《大诰》），即天命不可信等原因，周之统治者又时常生出戒慎恐惧之心，对天命的敬畏，即敬天。既然天也惟德是择，因此，在敬天的基础上，就进一步发展到了敬德。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就是其德治的核心内容。可以说，“德”成了周统治者政治思想的主轴，也成了后来儒家主张“德治”的根据。“德”之外，周还很重“礼”，而且有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德”与“礼”共同构成了周王朝统治的德治基础。同时，周王朝也有了更加完备的刑律，并且确立了以刑理乱、先德后刑的用刑理论。在《武成》篇尾，记述武王伐纣成功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周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周王朝的统治思想与统治理论也为后来历代王朝统治者提供了诸多的借鉴与思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礼坏乐崩，历史逐渐进入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孔子出，远慕三王，近追三代，在“礼”的基础上，发展了德治思想，提出 “仁”的概念，并进一步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将“礼”和“仁”紧密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构建起德治理论的大厦。并经过孟子、荀子及后来儒家发展，自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德治思想一直成为封建时代治国的主要方略思想。